。陳舜臣上大學時，英語教材是柯南·道爾，幾乎耽讀了福爾摩斯的全部探案，這應該是他與推理的宿緣。寫《枯草根》那年36歲（生於1924年）。他當初曾想用筆名，叫“計三十六”——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放棄學者夢，他曾回臺灣謀生三年，經歷了這樣一件事：和幾位朋友聚議開書店，其中兩人不幸被國民黨槍殺，有一人溜之大吉，後來當上了總統，李登輝是也。陳舜臣笑著回顧：假如我留在臺灣，也會被逮住殺掉，因為不善於逃之夭夭。

1963年，還只是初出茅廬，聽說給他的稿費僅抵所謂中堅作家的三分之一，勃然變色，拒不應約，可見那敦厚可親的相貌之下有一架傲骨。在一切向錢看的當今，他仍信奉作家為認可自己價值的人而寫，絕不媚俗，違心讓出版商給包裝成摩登女郎。

陳舜臣的歷史小說讀來很有趣，他說過：“歷史小說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據史料的推理和虛構的混血兒嗎？也許是亂說，但我完全覺得歷史小說也包括在廣義的推理小說裡。”又說：“歷史時代要靠資料及其他來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終歸不外乎推理。”有意識地把歷史題材與推理手法結合起來，既是歷史小說，又是推理小說，具有兩種可讀性，恐怕日本小說界無有出其右者。

寫歷史小說需要正確的史觀與豐富的知識。陳舜臣也寫歷史通俗讀物，如《中國通史》，但小說是小說，史實是史實，他一向嚴加區別，不像某些學者取悅於大眾，故意把故事與史實攪在一起，蒙人賣錢。司馬遼太郎的史觀被稱作“司馬史觀”，他死後更被人張揚，陳舜臣也自有史觀，可惜日本還沒人歸納，可能這件事需要中國的研究者來做，而且更勝任也說不定。陳舜臣的《小說十八史略》開篇寫道：“人，唯其人，一貫追究人，這是自古以來的中國人的史觀。”這是他給中國人總結的史觀，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觀。

作為同學、同行加摯友，司馬遼太郎這樣說他：“陳舜臣這個人，存在就是個奇蹟。首先，瞭解、熱愛日本，甚至對於其缺點或過失也是用堪稱印度式慈悲的眼光來看待。而且，他對中國的熱愛有養育草木的陽光一般的溫暖。再加上略微脫離了中國近現代的現場。在神戶過日常生活，也成為產生他觀察與思考的多重性的一個要素。對中國的愛與對神戶的愛竟不乖離，合而為一，真教人驚奇。”

陳舜臣很想寫王玄策，“歷史當然由勝利者來寫，而且多是從正統的立場加以選擇。例如王玄策三度出使印度，打仗也獲勝，卻可能因為他身份過低，新舊兩唐書都沒有立傳，而且著述也幾乎都失傳了。我也有拯救這種人的心情。”後來執弟子禮的小說家田中芳樹不負厚望，創作《天竺熱風錄》為王玄策樹碑立傳，想來陳舜臣聊可釋懷。

青春夢未了，陳舜臣自學波斯文，嘗試翻譯，當年躲在防空洞裡也不釋手，2oo4年終於出版了omar&nbsp；khayyam的《魯拜集》。郭沫若曾漢譯《魯拜集》，說“讀者可在這些詩裡面，看出我國的李太白的面目來”。

小說家陳舜臣也寫舊體詩。日本人一般是喜愛杜甫，有一種讀“私小說”似的情趣，不大接受李白那種誇張的表現，如“白髮三千丈”之類，但陳舜臣自稱是李白派。他吟有七律《古稀有感》，最後一句是“麒麟志在崑崙河”，曾撰文解釋給日本人：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而麒麟之志更高遠，是在那發源黃河的崑崙山，我也要像孔子一樣“絕筆於獲麟”。

陳寔的兒子們非常賢德，有“難兄難弟”之譽，更難得的是這種賢德遺傳到陳舜臣，文為德表，範為士則。日本文學當中的中國歷史小說一類由他確立，踵跡其後的有宮城谷昌光、酒見賢一、冢本青史等。田中芳樹稱頌陳舜臣是巨大的燈火，寫道：“所謂中國題材小說，現在正成了路，這是那些高舉燈火走過荒野的先人們的恩惠，而最明亮溫馨的燈火健在，令人不禁從心裡感謝。”

從去年開始，一位耄耋老人的多部著作相繼被國內出版社購買中文版權，爾後席捲了內地的各大城市書店，並在豆瓣上迅速聚集起高企不下的人氣。他就是陳舜臣，一個完全中國的名字，卻是日籍華裔。　如同陳舜臣寫自己的書《who&nbsp；is&nbsp；陳舜臣》的書名，在不少內地讀者眼中，“who&nbsp；is&nbsp；陳舜臣”的確是個撓頭的問題。而事實上，在日本文壇，陳舜臣早已是家喻戶曉的大師級人物。他開創了日本文學當中的“中國歷史小說”一類，堅持用日文書寫著中國歷史；他是日本大眾傳媒的寵兒，經常露面nhk電視臺大話中國歷史，形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