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我採用寓兵於工的辦法。我在軍中成立一個小型的工廠，先在石友三主辦的學兵營中試辦，後補充基金為一萬二千元，委韓多峰專辦此事。又後，韓多峰升為機關槍營營長，不能兼顧，乃又委李忻為廠長。廠中分織襪、縫紉、織毛巾、編藤器及紙工五科，後來增設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學習，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幾百個技術熟練的工人。後來我在信陽駐防，即見有許多退伍的舊部在那兒經營小本工藝，都能成家立業，自立自給。

我們治軍的人，必須使士兵在軍隊時為保國衛民的好戰士，退伍後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這句話看去容易，要真正做到，就當拿出精神來處處實幹，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軍隊時為害民擾國之兵，退伍後為遊民匪寇，脫了軍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貽國家人民以無窮之患了。

這期間，還舉辦有夏令會。因為官佐們整日操練，生活緊張勞苦，每年必使之有一變換環境的機會，能從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會辦在城北梁山的廟中，四周都是濃密的樹林，山水清幽，地方涼爽而恬靜。內設琴棋書畫等娛樂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頓飯，常請名人講話，都是關於智體德群訓育方面的講演。全體官佐，分為兩班，輪流換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個月的休假，都顯得興高采烈。我覺得這個夏令會，於全軍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們有暇，還練習泅水。因為我們在長江流域駐防，必須嫻習此道，非徒增進健康，且所以獲得技能，於作戰時，遭遇意外時，都極有用。有一次，恰好一個英國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傳道，我們都知道他是個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餘歲，曾在漢口泅水過江，把衣服脫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他到了常德，我即請其在沅江表演泅水，以鼓舞官兵以及當地民眾對於泅水的興趣。沅江江面比漢口窄得多，他不費勁地泅了過去，又泅了回來，還覺得不過癮。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來回泅過二里多長的江面，見者無不歎服。一個民族的強弱，於整個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關係。仁修本老先生這次表演，給與我們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時於公餘之暇，還在本地的中學師範各校教課。教的是軍事體操，如利用地物，目測打靶等。常由營中借真槍去，作為學生練習打靶之用。常常對學生們講話，宣傳救國雪恥的道理。說要救國雪恥，不是空口說白話所可辦到的，必須把身體操練得十分強壯，必須有真正拿槍作戰的本領。每星期教課數次，教者學者都很有興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見那時上我的體操班的一位學生，他已經在當地當了小學校長了。

一日，我的副官長宋良仲從北京回來，和我見了面，就向我請假，說不幹了。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不能幹了。原來他從北京回來，經過彰德府，他的馬弁遇見一位張敬堯部下的馬弁，彼此相熟，說了幾句。那馬弁回來就向他辭職不幹，說張敬堯部下的馬弁只幹了二三年，就回家買了數頃地。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頭就有幾百元。而在我們這裡，一文錢的外快都撈不著。宋良仲說：“你看，連一個勤務都用不住，怎麼做人？”又說，他奉命到北京去辦事，什麼也辦不通，領什麼，沒有什麼。人家的副官都有數千數萬的應酬費，和軍需司、軍械司以及總務司的官兒們終日花天酒地地應酬著。他們辦公，就在窯子裡、飯館裡，打牌，喝酒，躺煙燈，和人家打熟了，無話不可說，無事不可成。但他出差，卻只有四十元的路費，到了北京，沒處摸門路。“你看，這種情形，叫我辦什麼事？”

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著急。

他說：“您若能出些本錢，讓我們把槍彈領來，怕不把這批混小子揍得乾乾淨淨！”

說的時候臉紅耳熱，氣得嘴舌只打顫。我說，只要你辦得到槍彈，我可以讓你再去一趟。他說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辦法。我給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數月，果然把槍彈領來。第一次領槍二百支，子彈四十萬；第二次領槍四百支，子彈一百萬。軍服甚至水壺亦均發下，是我們從未有過的事。那時在北京辦事，就是這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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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在常德（5）

到了一九二○年的春間，為北洋官僚軍閥所操縱的中國政局，又起新的變化。自民國六七年間，因為對南方護法軍主和主戰的意見不同，北洋軍閥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其間，直派領袖馮國璋（馮死後，曹錕、吳佩孚、李純等繼為首領）雖曾一度對皖派屈服妥協，但畢竟裂痕宛然，實際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