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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二年正月初三日，我搭早車到北京去。行前我把自己所有的一點東西全都送進當鋪，換成幾塊大洋作為川資。

在前門下車，口袋裡只剩了八個銅子。一個人沒精打采地隨著旅客們走出站臺，一面盤算著下車後的行止，一面卻又不住地數著口袋裡的銅子。一時覺得天地雖闊，世界雖大，獨沒有我容身的地方。正在這樣胡思亂想，忽然看見許多旅館的接客者整齊地在站外排列著。他們手裡都拿著旅館的招牌紙，放大了喉嚨，好像在歡迎我。我也不假思索，順手隨便拈了一張，一看，奇怪的這仍然是我上次住過的那家高升棧。我隨著接客者走出站來，隨即又被一群歡迎我的洋車伕包圍起來。好一陣工夫，我才衝出重圍，走過前門，不久便到西河沿。高升棧就在這兒的東口上。在旅館裡休息片刻，肚子裡一陣轆轆作響，我起身呷了一口水，深長地呼了一口氣，又不得不開始想到“噹噹”的事上來。好在我已成了“噹噹”的老手，進當鋪已不感覺苦痛，於是撿了隨身帶來的幾件衣服，打成一個包袱，走出棧房，送到當鋪裡，換了一頓飽餐。當晚便去京防營務處晉見陸將軍。我把來意向他說明，陸將軍給我的答覆是讓我先住著。

第十四章正月十二日（3）

客棧裡的規矩是兩天一算賬，到時掌櫃的板著面孔進房來，向客人討房錢。我因為不知道這種規矩，所以事先沒預備這一著，驟然聽說要房錢，不由我一時慌了手腳，急得直出汗。呆了半晌，想不出法兒來，於是又只好把身上的坎肩送進當鋪裡去了。這回得了錢，不待掌櫃的向我討索，我就自己把房錢向他付清，免得再看他的白眼。我擔負不了這項房錢，就搬到京防營務處住下了。

這時候北京在政治方面社會方面都亂七八糟，許多令人悲憤的現象，每天不斷地聽到見到。最出人意料的，就是捕殺革命黨的事。滿清政府推翻了，民國建立了，新的當局因革命而握得政權，卻反過來仍要仇視革命。社會上凡稍有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人，都被當局者假造一個什麼口實，或秘密地予以逮捕，關到監牢中，胡亂處置掉。有時甚至不惜出以暗殺的手段。軍隊中的革命分子，更大有剷除盡淨的樣子。青年軍官中，凡是用功讀書的，喜歡看報的，喜發議論或喜研究國事的，都一律視為革命黨，都在剷除之列。雖然不曾挨戶挨室的搜查，但偵探密佈，寫信，談話，一舉一動，都得分外小心。有時忽然被捕本人還莫名其妙。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人們以為滿清遺老所組織的宗社黨，與革命黨正是對立的，總不致有什麼危險了吧？哪知大大不然，宗社黨也是不容的。有一位偵探長郝某，就藉此大施敲詐，常常拿不到證據，他就自己捏造一封信，由郵局寄給某一位滿清親貴，比如寄給肅親王，而後他就到肅親王門口去等著。看見信班一來，他就搜出那封信來，作為話柄，說肅親王是宗社黨，危害革命，敲個十萬兩銀子方肯罷休。敲了一次，還要二次三次地去敲。到後來，肅親王、順承王等被逼得沒奈何，都跑到袁世凱、陸將軍跟前去跪著，請賜他們死。親王所遭遇的尚且如此，旗人中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說了。

在北京的一些所謂青年革命者的情形，也很叫人痛心。他們由於熱情的驅策，不滿意當前的黑暗，確乎抱著大志，想為國家社會做一番事業的。可是不久他們因幹革命，或談革命，受了一點挫折，吃了一點虧苦之後，就立刻心灰意懶，一變而為悲觀主義者，有的反而終天痛罵起革命來，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來升官發財。就我所熟知的，就有許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勞，真誠不苟，的確是以教徒的虔誠去獻身革命的，可是經了一次打擊，就變成另外一個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縱情享樂，再也不提革命這回事了。有的則熱情如火，平常高談闊論，拍桌頓腳，熱淚泉湧，真是好樣兒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會上混不多天，也就變了樣兒，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鴉片，逛衚衕，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為吃喝嫖賭吹的健將了。這真叫人看著太可痛心了。當時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著這些情形，憂憤至極，每天早上提著一面鑼，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著說：“你們這些青年革命者還不醒醒嗎，國家馬上就要完了！”有時大白天裡，他老先生打著燈籠，在大街上跑來跑去，問他幹什麼，他就眼淚汪汪地說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見人，這地方盡是鬼！”後來李老先生竟因此精神失常，憂憤而死。

我在京防營務處住了不久，就遇到正月十二日晚間兵變的事，這是一段民國史上極饒興味的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