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汗，沒有辦法，竟把展得功三個字拆了開來，添上一個“奇”字，湊成“展得奇功”。我和邱先生當時就問他：“為什麼把人家名字給拆開來，還要另外嵌上一個字呢？這一來還成個人名嗎？這可來不得！”

谷先生窘迫地答道：“怎麼來不得？若不加上一個字，怎麼能成四六句呢？”

我聽了不禁大笑起來：“啊！你們這些文章家，真寫得出妙文來！”

原來他們這類人之所謂文章，所注意的只是對仗工整，用詞典雅，意思和內容則可以不管。擬傳單要做文章，寫信也要做文章，甚至貼張禁止小便的告條也要做文章。我覺得我們的國家所以如此落伍，說句天理良心的話，所謂文章也者，實不能辭其應得之咎。不信，請睜眼睛看吧！我們大多數的勞苦同胞，整天愁的是柴米油鹽，做的是奴隸牛馬，住的是豬棚狗窩，穿的是懸鶉百結，聖人的門牆，壓根兒哪裡進得來？進一萬步來說，即使勉強進了學房，唸了兩天“子曰詩云”，試問對那種離奇古怪奧妙莫測的所謂文章，又能瞭解什麼？如此一來，只可“使由之”的愚民，就永遠沒有求得知識的可能；而一般所謂士子，也就在文章裡打著圈兒，永遠沒有求知的餘暇了。就這樣把我們的國家社會弄成了泰山頂上的無字碑，永遠立在那兒，動也不動，無論星移物換也罷，改元正號也罷，與它都絲毫不相干。我常常想，若要我們的國家社會進步，必須打倒這種腐敗無用的文章濫調，否則將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但這意思我始終是悶在肚裡，到後來“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起來，中國一部分先覺者大聲疾呼地提倡白話文，這時我的一口鬱氣才得稍稍宣洩。不過我還覺得不滿足。因為這仍是少數知識分子所享有的文字，要他真正成為工農大眾的文化工具，還須一番大大地努力的。

大雨過後，在陝州停留了一天，又接到向潼關前進的命令。

由陝州去潼關是有名的一條險道，自古就有天險之稱。這時盜匪出沒無常，為了避免意外，行前著實費了一番籌思。決定把給養子彈車放在大隊中間，由軍隊前後掩護著行進。同時又添置了一些鐵鍬、木鎬一類的用具，交與工作隊攜帶同行。防備著車輛中途遭受阻礙，不致束手無策，又買了許多粗繩子，專為拉拽車子上山之用。另外又組織一個護車隊，專門照料車輛。

出了陝州，第一天到靈寶，第二天到函谷關。沿途盡是深溝險壑，尤其是函谷關一帶，崎嶇險峻，步步使人驚心駭目，往往從深溝走入，彷彿到了絕地，兩邊山巒壁立，中間一條車道，那就是惟一的可以行人的路。有時走到特別險窄的地方，只能容一車一騎行走，萬一對方這時也有車輛過來，那就只好都停在這兒，誰也別想走過去，必得借鐵鎬臨時在路側開一地方讓車，始可透過。“丸泥可封函關”即指此而言。在平原上住慣了的人，哪裡見過這個！李太白的詩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之句，我覺這地方與蜀道相比，實在差不了多少。我們一團人像巨蛇攢洞一樣，一直攢了兩天，方才平安出了這條險徑。一路上使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想著萬一走在中途，山洪暴發下來，那這一團人都免不了要粉骨碎身或葬身魚腹。如今提起這件事來，我還覺得有些兒驚悸。一九二六年我第二次從這裡經過，曾經令隊伍在函谷關頂上修了一條三丈寬的汽車路，預計經潼關、長安，過甘肅、新疆一直到阿富汗。可惜只修了一段，因為時事的急變，全盤計劃，不得不擱置起來。在靈寶縣函谷關口，有一巨碑，書曰“通歐羅巴”，每字大有二尺，就是那時我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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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剿白狼（4）

函谷關深有十多丈，高有五六丈，為石所砌成。頂上另外矗立著許多同房子大小的大岩石，都是由指頭般大小的石子結晶而成，名曰“拇指石”。這些大岩石，看去絕不像天然生長的，但又如何搬上去的呢？這真是一個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蹟。據說萬千年前，這兒是黃河底，後來卻變成了山嶺。所謂“滄海桑田”一語，想來總不是虛構的了。

到潼關的時候，已是五月下旬。這是我第一次到潼關。我決計沒料到以後幾十年的軍事生活，始終與它有關係。潼關！潼關！你的印象已永遠留在我腦子裡了。

在潼關休息了一天，繼續向長安西行。走到華陰縣境，又接到改編的命令。原來的警衛軍第一師改為第七師（陸將軍自兼師長），中路備補軍改為第三旅，我帶的左翼第一旅改為第十四旅。改編了不幾天，由北京派來了大批的人員，謀求位置。說起他們的資格，都是頂呱呱的，有從日本士官回來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