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拍兩天”。①

■6。在電影敘事中發揮音樂的極致

賈樟柯自幼就非常喜歡音樂，大學期間學了電影，對音樂更是情有獨鍾。

因此，賈樟柯還就音樂問題寫了一篇論文，談電影敘事和音樂的關係。因為他覺得音樂的結構方式有很多可以借鑑到電影敘事裡，那時開始有這種關於音樂與電影的抽象思考。後來他的電影用了很多流行音樂，是因為拍《小武》之前，中國內地突然開始非常流行卡拉OK。有一次，賈樟柯和一幫朋友去家鄉的卡拉OK唱歌，看到一個非常孤獨的男人，不停地唱同樣的歌。他唱得非常難聽，剛開始覺得很煩，後來時間久了，賈樟柯看著他唱歌突然覺得很感動，開始對流行文化有一種新的見解。對於在那樣艱難的環境裡生存的人來說，流行文化提供了一個溫暖的歸宿，一個讓他們自我安慰的地方。那一幕使其非常感動。所以寫《小武》的劇本的時候，就把很多卡拉OK的情節寫在裡面。

賈樟柯是70年代出生的，據他回憶，“1980年代初正是我成長的階段，那時候中國流行音樂開始興起。我基本上是伴隨著流行音樂長大的，流行音樂在我們這一代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的角色。一開始是港臺的音樂，後來開始有些國外的流行音樂進來。這對我們非常重要，因為在這之前中國沒有“流行文化”，有的都是樣板戲、革命文藝那種模式。我記得特別清楚，我第一次聽鄧麗君的歌，就像《站臺》裡一樣，是偷偷聽臺灣廣播的短波時聽到的。當時年紀還小，說不清楚她的聲音為什麼打動了你，就好像有魔力一樣。在那個時候，我每天時間一到就會開收音機聽她的歌。

“上了大學以後，再回想這段的時候，我明白了她的音樂代表了我們文化景觀的重大改變。比如我們小時候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到了1980年代，我們唱‘我們是八十年代的新一代’，都是‘我們’，都是群體。但鄧麗君的歌永遠都是‘我’，都是個體——‘我愛你’、‘月亮代表我的心’，完全是新的東西。所以我們那一代人突然被非常個人、非常個別的世界所感染。以前一切都在集體裡面，住的是集體的宿舍，父母也在集體裡工作，學校也是個集體，在我們的教育系統裡，個人是屬於國家的，個人是集體的一部分。但1980年代這些東西都改變了，最先改變我們的是這些流行音樂。

“所以特別是在《站臺》裡，我想把成長過程裡曾經感染過我、讓我感動的音樂都放在裡面。經由音樂，讓它在敘事上有歷史性。另外也用一些非常具體的音樂來代表某個年代中國人的生活狀態。比如1980年的時候，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國家要鼓勵人民樂觀地迎向未來，就寫了一首流行歌叫《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它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再過二十年，我們會實現四個現代化，那時候我們再相會，天也美、水也美。也就是說，國家許給人民一個巨大的承諾，未來會很好，明天會更好。這首歌是19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每個年輕人都在唱，社會上充滿了激動與希望的氣氛。到了1986年、1987年，我們開始接觸《跟著感覺走》這樣的歌，那時‘文革’早已結束，思想開始解凍，開始有思想自由與表達的自由。後來有了崔健的《一無所有》。所有這些歌都代表那個時候的社會狀態。所以我這樣年紀的導演，像我是沒辦法逃開流行音樂的影響的。所以是有很多東西吧，歷史的原因吧，這些歌打動了我。”①

所以，賈樟柯說：“我自己非常喜歡音樂。”

輯封語：

對真實的“再現”就是他對自己作為一位當代中國電影人的責任的理解和自我賦予。而特別要緊的是，這些真實的東西正是被我們那些“不尋找真相”的文藝家們“忽略的事實”。這也正是賈樟柯之於當代中國電影乃至整個文藝界的意義。

第三章　《小武》試水（1）

1。“自由是自己爭取來的”

“如果這種藝術的職業化僅僅以養家餬口為目的，那我情願做一個自由自在的業餘演員，因為我不想失去自由。當攝影機開始轉動的時候，我希望能問自己一聲，眼前的一切是否是你真正的所思所感。”賈樟柯曾經這樣說過。

拍電影而不依附於某種機構和體制，這樣可行嗎？賈樟柯自信地說：“我覺得是可行的。我已經在工業的體系裡這樣拍到第四部片子。我能行，為什麼別人不能？自由是自己爭取來的。”

賈樟柯及其電影製作，適應了時代潮流，也是時代的產物，20世紀90年代初，非主流文化大量湧入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