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其家族的忠誠；以前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包含雙方的義務關係，後來變成單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孝呢？漢人編了一本《孝經》，在裡面，什麼都成了孝，“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這本書應該叫《忠經》才對。同樣是漢人編的《禮記》，講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打仗勇敢固然很好，但這和孝有什麼關係？——這是漢人在設法模糊忠與孝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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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節：誰令忠孝兩難全：趙苞（2）

但這種衝突畢竟沒辦法給全抹掉。一方面，君主的統治是仿照父權建立起來的，把父權否認光了，君權何所依傍？另一方面，個人生活，家庭關係，都是如此強大的事實，怎能視而不見？所以趙苞的處境，依然沒有一種兩全的出路。劉邦說“幸分我一杯羹”，在漢代給吹捧為“不以父命廢王命”。但劉邦是皇帝，趙苞不是，怎麼敢那麼說？

宋代的哲學家程頤，給趙苞出了個主意，說他可以先辭掉遼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鮮卑人那裡贖回母親。這個主意在實際中全不可行，而且也沒有觸到問題的實質。——不妨看另一個更鮮明的命題：假設君王與父親都得了一種重病，而只有一丸藥，只能救一人，那麼，該救誰呢？

這個問題是曹丕提出來的。程頤肯定知道這個命題，但沒有回答過。

忠孝衝突，揪扯了好幾千年。孝，以及與之對應的宗法結構，是古代唯一能平衡中央集權的東西，但當君權越來越強大，“忠”越來越被強調時，與之頡頏的“孝”，也越來越添進些可怕的內容，——割大腿肉來給父母治病，這樣的人，到唐代已至少有三十多位，到後世則更有刺心截腸、剔肝摳眼等等，十分恐怖。為什麼會走到這樣的極端？

也許問題不在於“忠”“孝”這些範疇本身，而在於缺少一種普遍的正義觀，高於具體人際關係的價值。前面我只說“家國”、“忠孝”、“君父”，一直不曾說“公私”，就是因為古代幾乎沒有我們今天願意稱之為“公”的結構，家也是私，國也是私，——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統治者的私有之物（在這個意義上，古代的皇帝都是僭主）。我們可以說“古代社會”，但得意識到那種“社會”並無清楚的邊際，也無自己的價值體系。那種社會沒有管理，像個戰場，任由強者逐鹿，也任由“忠”“孝”之類的狹念像野獸一樣不受羈束地馳騁衝突。

最後，趙苞選擇了忠。他的母親被殺。下葬後，趙苞也嘔血而死。他實在是沒有別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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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節：得天下者得民心：朱元璋

得天下者得民心：朱元璋

古代，帝王得天下，總要說上膺天命，下饜民心，而非智競力爭而來。天命如何，人不知鬼不覺，你說什麼便是什麼好了；至於民心，似乎是有些準兒的事，所以不但帝王藉此來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跟腔學調，拿它來增加自己的幸福感：瞧啊，我就是天視天聽的民！我就是載舟覆舟的水！還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動聽，然而可惜，是句謊言。

一天，朱元璋微服出行，走到三山街，在一個老太太門口歇腳。聽說老太太是蘇州人，便問張士誠在蘇州如何。老太太說，張士誠不戰而降，蘇州人不受兵戈之苦，很感念他的恩德。第二天朱元璋在朝中發牢騷：京師十萬人，怎麼沒有一個人能像這個老太太，背地裡說我的好？

張士誠為人寬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不是他。朱元璋起兵後行“寨糧”、“檢括”，與剽掠無異，卻能得天下。他高興地說：“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暖融融。”這位彌賽亞，對民心很可能別有自己的見解。比如，他或許已覺察到民心和民意是兩回事。曾有十三人因為說“朝廷法度厲害”，全家成年男子都被處死，婦女流放；他的一條有名的榜令，是禁止人“不思朝廷凡事自有公論，但不滿所欲，便生議論，捏寫匿名文書，貼在街巷牆壁”，違者全家處死。——管不了你的心，還管不了你的嘴呀？未得表露的民心，總沒什麼大用。

史書裡總有許多材料，證明開國皇帝得民心以得天下，亡國皇帝反之。那些都是剪裁塗飾過的。朱元璋自己認為元朝之亡，在於綱紀廢弛。“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他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戰慄，而對民心，則是半信半疑。明確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題的是孟子。朱元璋下令把《孟子》中不順耳的話都刪掉，其中便包括所有對“民心”的討論。若全信民心論，他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