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不十分愛看戲，何以今晚興趣這樣高？他已微有醉意，說：‘我們不是來看戲，是來看你。’後來他還在醫院中給我寫了兩封很長的信，一封是討論《四進士》一戲的意義，他說：‘所有舊的中國戲劇中，以《四進士》的臺詞最精彩，因為有大部分的唸白接近白話文。’”

二、他對梅蘭芳相當愛護，梅氏出國演劇，預先印了一本特刊，胡適親自為之校閱。梅的英文演講詞、宣傳品，都經胡適改正過的。

三、胡適對齊白石極端欽佩，曾經與黎錦熙、鄧廣銘合編一部《齊白石年譜》，這也可以表示他對藝術界的熱忱。

書生報國 鞠躬盡瘁

一九五二年，胡適先到臺灣去講學，觀察情況，次年仍然返美，直到一九五四年，才由美國回臺，然後正式久居。他在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致詞極為得體，料不到在接近散會時，心臟病猝發，就倒在地下，與世長辭！訊息傳到香港、我有好幾天覺得不舒服。他的為人處世，不脫書生本色，他一生對學術的貢獻，已盡了他最後一分鐘的努力，可以算得是學術界的一位真正大偉人，在臺灣有三十萬人自動跟著送殯是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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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江湖義氣

民國十六年夏季，上海大疫。中西醫大忙，好多醫生都病倒了！南市廣益善堂首席內科醫生也病了，主任丁仲英老師命我即日接替代診，每日約診一百人，我因初臨證，看得較慢。有一天到了下午四時，別的醫生都已走了，我尚未將開方存底料理完畢。忽然有一彪形大漢來找醫生看病，說是：“病人垂危，即刻要去出診。”一面說一面就拉我走。那時我年少氣壯，並無畏怯，登上他的汽車直駛道前街警察廳宿舍，見到一個病人高熱昏沉、手足抽搐，真是危在旦夕！我診視之下，斷定是那時候最流行的傷寒症。我在丁老師門下已經學到了一套治理傷寒的方法，就不慌不忙地處方而回。

次日清晨，病人神志已清醒，熱度亦減退，這樣經過十餘天，病人才告痊癒。原來這個彪形大漢，就是淞滬警察廳偵緝隊長韋鍾秀，他給我一張名片，還說：“以後有什麼事要我幫忙，隨時可以來找我。我每日下午六時到七時，總在四馬路言茂源酒店，有一張固定的桌子，風雨無阻必到的。”

此後，我從未找過韋鍾秀一次，倒是韋鍾秀常來找我。因他常有需要動筆墨的事，就到對門我住的地方，那時我住西中和裡丁仲英師家，即在言茂源對面弄內，找我去代他看信札、寫便條之類，寫得最多的，就是許多人向杜月笙先生拜師的門生帖。這類門生帖，有一定的款式，用的都是紅紙，紙質極粗，毛筆寫上去是不吸墨的；我就自作主張改用梅紅箋，既柔軟又好寫，摺疊三層，面上再加上一個紅封套，前後共寫過四十多份。有一天韋鍾秀對我說：“你寫的門生帖，杜先生很讚美，要不要幾時陪你去見見他？”我說：“也好。”

晚間，我將此事稟告國學老師姚公鶴先生，並問杜氏是怎樣的人物。姚師告我杜氏大約是一個粗魯大漢，但對世故人情極為通達；我們讀書人壞就壞在自認為清高，結果卻成“百無一用是書生”。這班人不要小看他沒有學問，但可以說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所以他對我說：“去也不妨，常常去見識見識，或有領悟世情之處。”

姚師是前清舉人，國學深湛，當時文人，多數有煙霞癖，以“煙”會友，孟森（心史）、陳訓慈（佈雷）、潘公弼諸先生，都是姚宅常客。孟心史先生還從旁說：“應該去，看看看，杜先生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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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見慣 亦覺平常

韋鍾秀陪同我去見杜氏那天，恰好是端午節，我只拿了一本硬麵貼報簿，簿上剪貼了三段有關杜氏的新聞，因為那時只有大家口頭相傳他的豪邁故事，報紙上卻比較少提到他的大名。有之，只是這短小的三段新聞而已。

杜氏私邸，是在法租界華格臬路，書報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廈連雲，其實地方並不大。私邸中，最主要的就是一間廂房，稱為“大餐間”，大小不過二十二尺乘三十尺那麼大。我去見他那天，是在下午一時許，杜氏剛起身，室內除我和韋鍾秀之外，別無他客。他是瘦瘦的個子，體重約一百磅，穿了一件熟羅長衫，身材好像一個文弱書生，只有一對鞋子，顯得有些特別，是純中國布鞋款式，但不是布質，而是用深紫色的皮革來做的，此外一無特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