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數，但還是搞不定地方政府。

這就是所謂的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的比例越來越高，甚至還斂取有大量不合法的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越做越強，越做越有錢，就出現了所謂的諸侯經濟。

當時的諸侯經濟確實存在，但是諸侯經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經濟。雖然地方保護主義就是不好的一面，但諸侯經濟也有其好的一面。

地方政府的競爭就是中國奇蹟發生的一個原因。

當時的中央決策層的御用經濟專家們提供的報告中存在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假設地方政府是惡的，即自利取向的，中央政府是善的，即利他取向的。

但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有擴權逐利的內在衝動，主要還是內部制衡和外部約束機制缺失的問題。

也就是說，他們應該假設兩者都是惡的，然後考慮國內所需要的政府權力制衡規則。但他們當時並沒有這樣的覺悟，而是認為如果讓地方政府繼續這麼做下去的話，那麼中國就會像南斯拉夫那樣解體。

事實上不能這麼看，如果真的導致解體的話，那是軍事上出問題，中央政府只要能養得住和控制住軍隊，能夠掌握地方政府大員的升遷任免權，地方政府搞解體，是不可能的。

國內這種大一統的垂直型體制，顯然對中央掌控能力的減弱有一種天然的恐懼。

當時中國正處在轉型階段，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尤其是養了很多虧損的國企，所以九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此前一些地方已經悄悄地搞了地方國有企業的改制。一九九二年前後有大規模的鄉鎮集體企業改制，一九九七年前後又搞了第二次，這兩次結束了之後，基本上鄉鎮集體企業就剩餘不多了，基本上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

當時的改革動力就是源自政府從企業獲取的稅收收入和利潤以及政府的企業管理成本的綜合考量。虧損的國企。地方和鄉鎮集體企業，不僅要財政上補窟窿，而且還要養這麼多人。

然後政府就發現發展私營企業就很好，一點負擔都沒有，還可以坐享其成，僅收稅就行了。當時甚至還出現了即使鄉鎮企業、國企搞得好，也賣的現象。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民營化成為了各地政府制度競爭的工具，還變成了地方政府官員標榜思想解放、政治開明和吸引外來資本的形象工具。

從稅收分配和分成看，分稅制改革後，中央政府把稅收的大頭和一些最易徵收的稅種都上收了。地方政府只拿到不足百分之五十的財政收入，但卻要承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支出責任，事權與財權嚴重不匹配。

這部分地方預算內收支缺口主要透過中央的轉移支付來解決的，對於中國這種巨型的轉型國家來說，絕大部分支出歷來都是地方發生的，中央沒有辦法直接去執行眾多支出，只能透過轉移支付來進行。

就是說當時的分稅制改革雖然是一種原有體制基礎上的創新，但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分稅制。這樣分稅的結果，導致地方政府一般預算嚴重依賴轉移支付，中央收入多，花的收入並不多。大量是轉移支付，地方政府每支出一百塊錢裡，有四十多塊錢都是中央政府轉移支付的。

轉移支付分兩種，一種叫一般性轉移支付，一種叫專項轉移支付。一般性轉移支付往往是比較透明，根據公式計算的，比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方面的資金缺口，中央政府可以根據人頭標準就很容易算出。

專項轉移支付是與許多中央部門掌握的專項資金相聯絡的，其使用不透明，容易受到各地政府和企業的跑部錢進的影響。

但是這兩者都有問題，首先是一般性轉移支付更多地被地方政府通盤考慮，容易被集中用於吃飯財政，基本公共服務可能依然缺乏資金。其次轉移支付渠道太長，層層截流，例如上級政府往往會將轉移支付款挪作它用或抵扣下級政府的稅收欠款，這種情況對落後地區的傷害更大。再次是許多落後地區主要依賴於中央轉移支付，不再注重培養和利用本地財力，形成地方的獨立人格缺失症，地方因此失去內生髮展的活力。

因此，實際上朱老闆對於分稅制改革還是不大滿意的，認為沒有改徹底。

但是對於當時的高層而言，這麼改卻是最為合適的，因為中央政府財政上有錢了，有了錢，就財大氣粗了，說話就管用了，說話就有人聽了，就不用擔心地方政府不聽話了，也不用擔心會出現諸侯經濟了。腰桿兒也硬了很多。

這樣一來，即便是朱老闆有心深化分稅制改革，卻也無力再推動這項工作向縱深發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