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有些不同尋常，按道理這只是一個很普通的歲末年初接待工商界朋友的普通晚宴，沒有道理會發表這麼突兀的訊息的，而從朱老闆的表情來看，這一點兒都不是在開玩笑。

於是大家就紛紛聯想起了最近以來工商部門著力打擊跨國公司避稅行為的事情，從嚴格控制避稅行為突然向嚴厲打擊偷稅漏稅行為這個變化上來看，大家都認為這一次可能是中央的風向又發生了變化，稅收工作的重點開始轉移了。

實際上對於分稅制改革這件事情，從現在來看，中央財政確實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也可以應付很多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了，中央政府有了錢，可以統籌辦理的事情很多，不再受到地方的掣肘，這是一件好事兒。

但是，現在的分稅制在實際操作中遇到的問題也比較多。

現在回頭看看，從一九九四年進行的分稅制改革更像是一個半拉子工程。

當時只是明確了中央和各省之間財權或者說是稅收的分享比例，事權卻沒有界定清楚。事權和財權不匹配，而中國這種大一統的垂直型行政管理體制，又導致上一層級政府很容易把很多事權、很多支出責任推給下一級政府。所以到了去年的時候，大量的學術文章都在討論地方政府的財政破產問題。

地方政府及其部門也搞了很多非規範的收費專案，搞了所謂的全民創收，結果帶來了大量的腐敗和政企不分問題，後來地方政府找到了土地財政的出口。從一九九七年開始，中國開啟了住房信貸，一九九八年搞住房福利制度改革，這時候地方政府突然看到一個現金流，就是土地可以賣錢了。

最先是大連。青島等搞的城市運營計劃，以及上海浦東的兩岸一江規劃，此後迅速被全國複製，但現在看這種寅吃卯糧的模式很難持續下去，這使很多人不得不重新回頭來審視當年的分稅制改革。

分稅制名字好聽，大家原來以為是財政分權了，與國外接軌了，實際結果是財政集權。當時的目標也是兩個提高，提高財政收入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財政佔財政總收入中的比重。

改革的主要著眼點是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明確中央和地方的財力分配關係，將稅種統一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分設中央和地方稅務局，由此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這就是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名稱由來。

根據國務院的要求，當時各級地方政府基本上參照中央對地方體制的做法，從地方集中稅收收入。這樣一種自上而下推行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為上級政府集中下級政府的財政收入提供了制度化的路徑。

也就是說，這種財權向上集中的思維不僅在中央政府層面，而在省、市、縣層面都形成了從下級政府集中資金的思維邏輯。由此導致了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事權不斷下移，而財權不斷上收，縣鄉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日益背離，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其財政困難。

當時為什麼搞分稅制改革，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八十年代搞的的財政包乾制度使中央財政的提取能力下降了。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中央政府越來越沒錢了，地方政府卻越來越有錢了，當時的珠三角等地的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談判能力在增強，而在這種大一統的行政體制架構下，最讓人擔心的就是諸侯經濟，所以當時的中央決策者們就急了，這樣下去怎麼行？

當時地方政府收稅，中央政府不獨立收稅，根據包乾制，地方政府扣掉上交中央的，剩下的歸自己。

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少收稅，多收費。因為收的費都是地方的。甚至一些地方讓企業自己承擔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比如企業自己門前的公路，由企業自己修好，而政府則是答應企業少納稅。

第一千一百章　錢到哪裡去了？

當時的情況，中央對於地方的情況並不是很清楚。由於文革時期的影響，地方上的很多事情都已經糜爛了，此時中央想要恢復權威，依然是離不開地方的支援。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此時的地方大員的身份地位，那是實實在在的，在中央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的，也非常受到高層尊重的。

究其原因，不外就是地方政府自己掌握了財權事權，而中央政府則需要依靠地方政府的收入過活，依賴性太強。

在這種包乾制下，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博弈，雙方的資訊是不對稱的，地方政府有資訊優勢。儘管每隔幾年中央都要修改一次承包額度，根據情況不斷地上調地方上交中央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