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使朱學範投入共黨懷抱，完全是子虛烏有的無稽之談。

因為，以常識而論，有意撞車殺人，尤其是汽車撞黃包車，在香港皇后大道上，朱學範能夠不死，僅受輕傷；在事實上決無可能。其次，倘若此說勉可成立，那麼，朱學範四月中旬違背師命，自香港潛赴法國，他一路上寫給杜月笙和陸京士的信，百分之百會提起這件「神秘車禍」，而以此作為違命出走的口實。

然而，朱學範自香港而西貢、巴黎、倫敦，一共給杜月笙寫了兩封信，陸京士則收到四封，除了他在西貢致杜月笙一函，不知散失何方，在其餘的六封信裡，決無一字一句提到車禍的事。

不僅如此，據朱學範信中直承，他的「不得不走」，系與「外交部施以壓力」有關。朱學範在巴黎致其乃師杜月笙函中曾謂：

「……這次在香港，本來不擬來歐，尊（遵）囑留港，後來自

師座返滬後，香港外交部辦事處已在設計吊銷生之護照，並要港政府交涉，解送重慶法院歸案。生怕港政府擋不住，同時他們（指港府）示意要生卽離港，在這種情形之下，生祇有離開香港到法國。……」

四月十六日，朱學範自西貢致陸京士一函，他在函中劈頭便說：

「京士吾兄：本月月初以後，外交部繼續施以壓力，結果弟不得不走。弟為本身生存，決不願做無謂犧牲。弟當時沒有走的打算，所以這一次很突然蒼（倉）卒，而所帶的錢祇有幾百元美金，這一次出去，是列次最慘的一次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事實要我走，要我離開，就是身無半文，也得走。……」

在上一封信發出一個半月後，朱學範到了巴黎，又有長信給陸京士，再度追述突然離港的經過，他說：

「……這一次離香港，也是出於突然，我正在外交部辦事處接洽赴日本去的事，（在前一封發自西貢的信上，朱學範提到有關於他赴日一事的緣由，原文如下：『……這一次世界工聯赴日代表團，弟是代表之一，結果弟未能邀準，無法參加。但是弟決不在報上作一些宣傳工作，這無非希望政府對弟有一些諒解，同時也不要使

師座、開公（吳開先）與兄處境太難。結果政府也沒有諒解我，逼得弟只有離港赴歐這樣與（於）政府沒有益處的，而弟更不願在外面國際上再有什麼攻擊。但是我到了歐洲不得不說幾句話，我不能裝啞子。事實上弟不得不走，而心理是矛盾的，但是這是出於被逼，有什麼辦法呢？……』）後來知道政府要扣留我的護照後，同時向港政府交涉，押送重慶法院。我與律師請教，照貪汙的條文可能判十五年到死刑罪名，弟正眞（眞正）貪汙可能不判死刑，而因政治關係而加以貪汙之名，可能判重刑，一條就是死刑。弟為生存起見不得不避開，弟對於死還沒有勇氣！所以這一次走實為求生存，弟不願死，這一點弟求吾兄之諒解弟這樣做也許使師座、開公與吾兄更困難，但是弟要求生存，有什麼辦法呢？弟實內心痛苦得很。」

朱學範口口聲聲說他是被逼出走，實際上所謂貪汙罪可能判死刑根本就是胡說八道，莫名其妙。姑置杜月笙南來所攜的保證不論，卽令保證無效，朱學範旣然並未貪汙，他怎可能因貪汙罪處死？而且以杜月笙十八年來待他之恩澤深厚，杜月笙怎肯拉他往死路上走？

唯一被他指為事實的是「外交部要扣留護照，向港府交涉押解送重慶法院」。實則這兩件事依他的說法也是在進行階段，是否屬實，無從求證，而且卽令千眞萬確，那麼，便在他這同一封信的後段，他竟「為政府打算」，跟陸京士討論起如何制止如他這種偽代表的辦法，眞是匪夷所思，千古奇譚。朱學範這一封信的後半段說：

「我們是好弟兄，好朋友，弟回想過去，吾兄與弟早（朝）夕相見，遇事不論鉅細，無不共商，社會上看法，京士學範，都以為一體也。現在到此地步，研究是誰的錯呢？也許是我的。這種變化太大了，也許我們將來年紀都大了，頭髮都白了，吾兄與弟再討論一次這一次的經過，也許很有意味。

「我這一次出來，於實際上是逼走。現在到了歐洲，不出席會議是不可能，現在我已騎上了馬背，一時怎麼跳得下來？而況後面還有人用鞭在打，打得我離開香港，打得我去開會，打得我要開口說話，這是何等痛苦與痛心呢！……（原文如此）。

「現在要吊銷護照，但是我要一張普通護照，否則我怎樣可以旅行呢

「現在政府所提否認代表、押解回國、吊銷外交護照三件事，第一第二辦不通的，弟為政府打算，徒使國際上辦不通，使政府難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