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8年以後。這些資本的大約一半是在僅僅2年內合併在一起的，即1899年和1900年。

人口和權力的快速集中是如何與分散而公開競爭的古典自由主義相協調的呢？對一些美國人來說——例如，那些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建立而後又失去政治聲音的人民黨的那些人——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話，那麼這樣的調和也是困難的，我們必須認識到人口中有不計其數的人是帶著各種各樣複雜的拒絕和否定的態度來接受大城市和公司資本主義時代的。在美國鄉村和小城鎮仍然有相當多的資源支援似乎傳統的生活方式。家庭農場和主街（Main　Street）商店不但依賴私人企業的購買力和工作，也依賴集中化的資本主義市場及公司供應商和廣告商。汽車、電話和其他新式消費品對小城鎮的交際模式有很大影響，但是並沒有摧毀這些模式。儘管如此，只承認地方生活的傳統要素會越來越狹隘，它與否定力量成正比地威脅著社會福利，而且這種否定力量的確衝擊了鄉村經濟和社會。問題在於對經濟生存的真正基礎以及對進化世界的理解，除了其他事情以外它還會教導孩子們鄉村生活中可鄙的物質缺乏。出生於城市貴族家庭的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在他的自傳中無奈而自喜地把自己看做一個“17世紀和18世紀的孩子”，“卻被要求遵守20世紀的規則”。　那些感到多少與時代不協調的普通人也在某種程度上在“遵守20世紀的規則”。

那些沒有抵制變化的人很快就指出那些規則如何發生了變化。在新的城市化時代，在弗雷德裡克·豪出版他的書的同一年，西蒙·帕滕（Simon　Patten）告訴他的社會工人讀者（　2年後有更廣的讀者群）19世紀一些最基礎的假設和價值觀念現在已經過時了。傳統上，生產和儲蓄被視為比消費更重要，而未來的充裕意味著現在的節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無止境積累的邏輯”和一系列中產階級的美德行為聯絡在一起，其中的核心就是產生剩餘的勤勉和節儉的聯合。帕滕指出這種過時的美德現在只是成功的拉力，並不是來源，並且是工人和窮人從成功中獲利的障礙。它們成為一種過時的道德，使我們無法看到在一個有巨大生產性資源的經濟中真正的問題是消費不足——不是太少的節儉，而是太多。“新的道德規範，”他認為，“並不在於儲蓄，而是在於擴大消費……不在於生活艱苦的過程中，而在於延長娛樂和閒暇的時間。”他繼續宣稱，我們所缺少的是“鼓勵過快樂的生活，不是悔恨、犧牲和克己”。特別是窮人必須被鼓勵去消費，因為“人們只有在貧窮消失以後才需要剋制”。這是對經濟原則和道德價值完全的顛倒，真正是“文明的新基礎”。雖然它並不鼓勵不加區別地放棄中產階級美德，但是它確實強調有必要為與從前完全不同的時代創造新規則。帕滕的新規則對於演講臺來說太大膽了，但是在某些方面人們預料到會是這樣，因為這反映了成百上千萬美國人希望享受新的娛樂設施和消費品的願望。術語“娛樂”捨棄了對閒暇時活動目的和好處的原有道德規範，但是在“放蕩的90年代”及以後，許多美國人學會了如何在享受快樂時光的同時，不必再困擾於費心地在道德再生和體力恢復方面為自己找理由辯護。閒暇時間自身也隨著工作日的縮短而延長（對工廠工人來說，從1890年的平均每週60小時到1914年的每週55小時），並且定期休假的慣例在中產階級中也普及開來。中產階級美國人利用他們的假期到海邊、山中勝地和國家公園旅行。假期和在家時他們用柯達照相機、哥倫比亞腳踏車和其他新式閒暇產品娛樂自己。在那個時代，產業工人一般沒有假期，並且很少有人能支付起這些新消費品的費用，但是他們能夠參加群眾活動，如每日參加歌舞雜耍表演、五分錢娛樂場和娛樂公園這些在城市裡和城市周圍不斷增加的活動。這些不需要找理由的娛樂愛好在城市中最為明顯，但是追求快樂的美好生活的想法並不只是一個城市現象。更大變化模式的特徵體現在迅速發展的洛杉磯商會（Los　Angeles　Chamber　of　merce）發行的針對中西部鄉村和小城鎮人的輔助手冊中。起初，這些小冊子強調農業、工業和商業機會的傳統主題。然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之後，卻斷然轉移到以快樂氛圍下的閒暇為中心的主題。洛杉磯現在是享受新式美國美好生活的地方——沐浴在陽光下的一種舒適的生活。

當西蒙·帕滕和洛杉磯商會向以前時代以工作為中心的美德挑戰時，其他人則向集中化制度的長期恐懼挑戰。1909年赫伯特·克羅利（Her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