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雜神仙方士色彩的丹學都在理學院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中央太學府成立後，因為戰亂而停止的襄陽盛會再一次召開，百家講壇也重新點燃，劉協也修改了襄陽盛會召開週期，襄陽盛會定為每九年召開一次，而百家講壇則保持三年召開一次。

大漢各地知名學者在參加襄陽盛會之時，開始被邀請參加中央太學府關於三家融合的討論，這是一場漫無邊際的討論，劉協甚至不打算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結果，但他明白，只要太學府存在，這場討論就會繼續下去，遲早有一天，遵守舊禮的儒家能夠被追尋新規律的法家所同化，而中立的道家就是兩者最好的潤滑劑。

雖然三家統一的步伐沒有走的很迅速，也許還需要幾百年，但在這次討論中，大漢的學者在雙重皇帝劉協的引導下，向劉協主導的道家妥協了。

儒家在尊老的同時，承認人存在的雙重意義，傳承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他們無法否認，尋道是道家思想的精髓，他們也不敢否認其正確性，當兩種思想結合在一起，人存在的意義就完全被解釋清晰，這也是大漢國教——道教的基本教義。

道教終究是宗教，而宗教和哲學存在的共同起始點就是解決人為何而存在，遠古的人類和賢哲們，仰望著蒼天，浩瀚的星空讓他們疑惑，讓他們感到孤獨和渺小，於是他們開始詢問自己為何而存在，自此為起始，這個世界出現了宗教和哲學來不停的解答這個問題而大漢道教給與信徒的答案就是人之大義就是神賦予人的使命，大漢儒家給與人們人之大義之一，大漢道家給與人們人之大義之二。

法家的哲學根基和道家是相通的，這和荀子通老子之道，而韓非子師荀子有莫大關係，實際上法家的誕生只是給了統治階層一個答案，那就是如何管理世界，它的哲學根基卻在於老子的“道”思想，法家在法與時進的論證上都取決於道家“恆變”和“恆不變”之辨。

劉協同時在襄陽學府增加了襄陽理學院，並將襄陽工院一分為三，一部分併入襄陽學府，改稱襄陽工學院，在襄陽工學院運作了多年之後，它正式帶著眩目的光輝進入了襄陽學府，雖然還是非常多的反對之音，但胡昭身為襄陽學府總祭，卻給與了最強力的支援。

實際上襄陽工學院為大漢做出的貢獻也為襄陽工學院併入襄陽學府省去了很多麻煩，從五湖策的細節研究到大漢各州區域農業研究，從黃河上游河套地區治理到西寧道設計，以及數百座城池的設計，數百個水利工程的設計，是它的光環，襄陽學府已經沒有一個學院有資格和它相提並論，在它的面前，所有令襄陽學府人自豪的華麗辭藻詩歌都變得毫無用處，而它依然那麼實用，它的價值一次次衝擊傳統學子歧視工學院的內心。

第二部分併入水鏡學府，水鏡學府本來就是一所講究實用的學府，在工學院沒有併入之前，司馬徵的雜學就包含了大量的工學院知識，他是舉雙手贊成。

由於太學府的成立，水鏡學府也變得很尷尬，她意識到自己不再是大漢學術中心，其次是大量的朝廷資金投入，使得水鏡學府再也不屬於私學，司馬徵也不打算再用水鏡學府來命名這所學府。

劉協沒有采納司馬徵的意見，他已經習慣了水鏡學府的稱謂，並且他不喜歡襄陽城只有一所知名學府，他安慰司馬徵，告訴他水鏡學府會得到更多的支援，但司馬徵執意要改，他是一個執著而有自尊的老人，他不希望一個國立學府用自己名號來命名。

劉協沒有辦法，只能取其中一個水字，改水鏡學府為長江學府，並親自拜訪司馬徵，希望他能留在長江學府，將長江學府在襄陽工學院的基礎上走向一所非常實用的學府，他太擔心司馬徵會在水鏡學府改成長江學府後，司馬徵會另起爐灶開一所私學。

被料中心思的司馬徵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繼續留在長江學府擔任總祭，並且按照劉協的意思，努力將自己的雜學發揮到極致，和襄陽學府的矜持不一樣，長江學府在司馬徵的喜好中，非常重的傾向了實用的理工學科，而襄陽學府則繼續保持了自己在文學、藝術、醫學方面的領先。

這就是劉協所需要的，兩家大漢最頂尖的學府呈現不一樣的色彩，而他不偏不倚的站在中間，炎黃民族需要在理工上取得長足進步，但在文化上也不能落後，襄陽學府和長江學府就是最好的發動機，他們牽引著大漢的學子走向兩個巔峰。

襄陽工學院的第三部分則獨立成新的襄陽理工學府，劉協並不希望襄陽工學院就此消失，一個大漢理學的種子，他有足夠的理由獨立發展成一棵參天大樹，而金陵學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