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國民政府，其實已窘迫到了“想賣國也沒多少東西可賣”的地步。

整個1932年到1933年年底，林漢和漢娜在中國這裡投放了“總價值”超過兩億五千萬美元的“各國外匯”，前前後後圈走的銀元更高達三億。當美國人想起用《白銀收購法案》往中國身上吸血時，卻發現這時的中國已經沒有多少汁水了。

注：歷史上美國人搞出《白銀收購法案》往中國身上抽髓時，日本人也趁機落井下石，最後的結果就是美國人吃肉，日本人吸血，只有中國損失慘重。不過這個位面林漢透過大量地印製偽鈔，變相地把危機對外向全世界轉嫁，對中國來說反而是減少了損失。

當南京國民政府因為內外因素造成的金融危機而到處求爺爺告奶奶的時候，南方紅軍在各條戰線依舊高奏凱歌。

首先悲劇的是福建的十九路軍，東山港對南方紅軍的戰略意義非同一般。所謂臥塌之旁，豈容他人酣睡，紅軍所以不幹掉十九路軍，奪取整個福建，純是擔心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影響面前大好的形勢。不消滅十九路軍，只是為了讓他們幫著“佔”著這個“茅坑”。

一九三二年的江西戰役，紅軍已經切身地體會到了“農村包圍城市”這一戰略的好處：奪取生產型的農村，透過土改，建立民兵和地方游擊隊組織，搞根據地建設，將炮黨的勢力從農村裡擠出去，把消費型的城市當成負擔丟給炮黨。炮黨的軍隊想離開城市據點奪取農村，那就透過運動戰的方式將其分化，吃掉。這一系列戰術不過是十幾年後炮黨在東北遇上的局面的翻版。何應欽在江西近二十個師的家底，就是這麼被活活玩死的。

紅軍複製在江西的成功經驗，福州，泉州，廈門，莆田這四個沿海城市有意地壓而不攻。先前的漳州戰役中，十九路軍損失慘重，全部的殘餘兵加起來不過萬餘人，卻要分散在這四個城市內，兵力更是捉襟見肘。

針對這種情況，紅軍採用的戰術就是不斷地擠壓他們在這四地的生存空間，紅軍留下了兩萬人的部隊對分散在這四個城市的十九路軍進行壓制，逼得其只能困守城內。然後在城市周邊進行土改和根據地建設。

第122章李潤石的老鼠籠

打土豪，分田地，鎮壓殘餘的地主還鄉團——實際上這四地的地主還鄉團勢力早在過紅軍過來時就嚇得躲進城內了。當地的農民分到田地後很快就站到了紅軍這一邊，然後就是照例不變的建立民兵組織、赤衛隊，進行根據地建設。一年下來，四個城市周邊被紅軍經營得象鐵桶一般。

林漢在蘇區之行時曾經說過，中國的城市和沙俄的城市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還是一個農業國的中國，大多數城市都是消費型的而不是生產型的。福建的這四地，除了福州還留有一點滿清時的小工業殘餘外，餘下的都是需要外部農村支援的消費型城市。在周邊的農村幾乎全被紅軍佔領之後，困守四地的十九路軍的日子就變得極為難過，因為他們維持城市運轉需要的糧食果菜都需要周邊的農村供應，而農村已是紅軍的天下。

在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上半年期間，十九路軍不是沒想過掙扎，也多次組織軍隊出城，象後世的日本鬼子般想“下鄉搶糧”，結果卻被早有準備的紅軍打了回去，損失慘重卻一無所獲。

這四座城市都靠近海邊，靠著海運還能從外部輸入物資。於是在“美國”商人的“好心”幫助下，林漢在上海開設的幾家皮包公司，拿著用自己印製的外匯在各地掃貨購買到的糧食藥材等物資，然後透過海輪運到四地銷售，維持城市的運作。而從上海開出的十條貨輪，只有四條船進了這四地，其餘的全駛向東山港，和十九路軍做生意成了極好的掩護。

由於紅軍有意困而不打，又擔心十九路軍撐不下去投降或棄城而走，所以一直有意地不攻擊四地的海上運輸線——實際上往這四地運物資的輪船上很多成員都是地下黨。

這一年來，被困在四地的十九路軍過得極其苦逼。四個城市本身沒有多少稅收，緊貼的周邊農田勉強還能榨點汁水，稍遠一點就全是紅軍控制區，幾乎拿不到收益。外來的物資輸入渠道雖然一直通暢沒有被切斷，可是全部都要使用真金白銀去購買——其實圍困四地的紅軍也沒有切斷對這四座城市的物資供應，反而大開生意之門。只要守軍能掏出真金白銀硬通貨出來，糧食，蔬菜，藥品，甚至是上海那兒出產的奢侈品，全都不設上限的無限量供應。一年的生意做下來，愣是把困守四座城市，坐吃山空十九路軍口袋裡的家底榨得乾乾淨淨。至於下層的官兵為了過得更好，偷偷地拿槍械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