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後的抗日救亡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在鬥爭中，表現出工人階級高度的愛國熱忱和堅定的鬥爭性。

1931年9月24日，上海市3。5萬名碼頭工人，舉行反日大罷工、拒絕為日本船隻裝卸貨物。接著，上海23家日商紗廠工人醞釀同盟總罷工，紛紛退廠，不替月本資本家做工。同時，成立了上海日商紗廠工人抗日救國會。

上海各階層人民自動抵制日貨，舉行反日示威，許多日本商號的店員與私人僱傭的傭工也都陸續離去。隨著全國抗日形勢的發展，上海80多萬工人組織了抗日救國會。各廠工人也紛紛組織抗日義勇軍，派代表去南京要求國民黨政府發槍開赴東北抗日戰場。9月26日，上海100多個工會和各界群眾數萬人，在公共體育場舉行抗日救亡大會。會上透過了對日宣戰、武裝群眾、懲辦失職失地官吏等決議案，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10月2日，上海150多個工會舉行代表大會，討論抗日救國綱領。會議決定發表《告世界工人書》，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悍然出兵侵略中國的罪行。同時，還透過了多項決議案：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給義勇軍“頒發軍械”，“從速救濟日廠華工”，一致對日實行經濟絕交，查繳日貨及嚴懲好商奸細等。

除上海外，其他各大城市也先後爆發了工人罷工、遊行、抵制日貨等鬥爭。9月底，北平郵電工人組織了抗日救國會和郵電工人義勇軍。

10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國會成立。他們發出通電，強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並作出了組織義勇軍和募集愛國捐款等項決定，10月初，天津英商自來水廠工人舉行反日罷工。廣州工人紛紛走上街頭，進行反日宣傳，曾與警察發生衝突，奪取了警察槍支。

香港的中國工人在“九·一八”後也不斷地舉行抗日示威，並多次與阻止示威的英國巡警作鬥爭。在首都南京，各工業界成立了義勇軍和抗日救國會，發表了告世界工人書和抗日宣言。津浦鐵路工人還組織了宣傳列車，沿途宣講日軍侵華暴行，鼓動民眾起來抗日。武漢、青島、太原、蕪湖、長沙、重慶、桂林、汕頭以及許多偏遠城市的工人，也紛紛以發表宣言，向政府請願，徵募愛國捐款，禁售日貨等各種形式，開展抗日愛國運動。

東北的廣大工人，直接處於國破家亡的境地，戰鬥在抗日救國鬥爭的最前線。9月19日，瀋陽兵工廠的工人，砸開工廠糧棧的大門，動手分糧；有3萬多名工人拒絕為日本侵略者製造屠殺中國人的武器，先後離廣出走。日軍佔領長春以後，申東路的鐵路工人立即組織起來，將機車向北轉移，阻礙日軍運輸。9月21日，哈爾濱成立了各界聯合會，積極進行抗日活動。

11月，各界聯合會發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充敵；表採：東北“有3000餘萬民眾，200餘萬健兒，各輸其財，各捐其軀，誓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最後決鬥。寧教白山黑水盡化為赤血之區，不願華胄倭奴同立於黃海之岸”。＇陳覺：《九一八後國難痛史資料》第3卷，東北問題研究會，1932年版，第8章。第67～68頁。＇

（三）各界人民團體的抗日救亡活動

在日本武力侵佔中國東北，廣大學生和工人階級掀起救亡運動的同時，全國各界人民亦紛紛組織各種抗日團體，組織和支援抗日義勇軍，給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擊。

“九·一八”事變的第2天，東北國民外交協會會長，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閻寶航、遼寧省商務會會長金哲忱、遼寧工會聯合會會長盧廣績、遼寧省國民常識促進會會長車向忱、遼寧省農會會長高崇民等人，先後逃亡到北平。隨後從東北逃出的各界人員和難民越來越多，9月27日，閻寶航、高崇民、盧廣績、王化一等500餘人，聚集在西單舊刑部街12號奉天會館；群情激憤，反對南京國民黨政府先安內後攘外的不抵抗政策，遂決定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作為民眾自發的抗日領導組織，擔負起領導東北人民抗日救國之責，該會的宗旨是：“抵抗日本侵略，共謀收復失地，保護主權”。＇《東北抗日義勇軍史》上，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頁。＇

當天，選舉出執行委員31人，其中閻寶航、高崇民、盧廣績、車向忱、杜重遠等9人被選為常委。常務委員會下設總務部、軍事部、政治部。救國會成立以後，即以宣傳工作和軍事工作為中心廣泛開展抗日救國活動，並派遣秘密出關工作的人員對各地群眾和義勇軍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

東北抗日救國會還組織了宣傳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