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後備為豫州刺史，田豫因母老，求歸故里，備涕位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又如劉備在新野時，得徐庶而器之。徐庶後跟隨劉備南逃，為曹操所追破，庶母被俘，庶因此向備請求到曹操那邊去，劉備體諒其母子深情，還是忍痛割愛，令庶歸北。劉備用人注重德才兼備。備進取劉璋時，梓潼縣令王連守城不降，備“義之，不強逼也”。及劉璋投降，備對王連甚為重用。備對忠孝卓著而早死的將領霍峻甚為悼惜，曾“親率群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劉備同其部屬的關係，比曹操、孫權更加誠懇和互諒。劉備個人的作風也較檢點。趙翼言：“亮第一流人，二國俱不能得，備獨能得之，亦可見以誠待人之效矣。”劉備在對待部屬、百姓上，未見有屠城與滅人三族之事。至於曹操、孫權乃至司馬懿均不能免此。如前所述，在赤壁戰前，曹操已據有中夏，孫權亦有江東，而劉備則“眾寡無立錐之地”。假若不是劉備在用人與作風方面有較好的表現，恐怕是不能成就其三分基業的。故我們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劉備是以用人和作風定三分的。

劉備在歷代帝王中，俱有顯著的特色。他之所以為後人熟知並有較佳印象，並非由於偶然因素。他的軍事才略雖不突出，但在用人待士方面，在歷代帝王中是罕見的，對後世亦俱有廣泛而有益的影響。

二、諸葛亮治蜀

劉備在時，常外出征戰，諸葛亮鎮守成都，代行政事。備死後，劉禪繼立，更“事無鉅細，亮皆專之”。諸葛亮死後，蔣琬、費褘相繼執政，“鹹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因此，蜀漢的政治，實以諸葛亮的措施為依歸。我們現把諸葛亮治蜀的政策與措施敘述於下：

益州在劉焉劉璋父子統治時期，不但外來地主與土著地主之間的矛盾未能得到解決；就是劉璋本人和他的高階官員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劉璋既沒有充分的力量節制驕恣的諸將，也沒有能力選拔或重用優秀人才。因此他手下有才幹的官員如張松、法正等便策劃迎接劉備入蜀。這種情況，正如諸葛亮在隆中對時所說：“益州智慧之士思得明君”。

劉備既利用劉璋統治集團的矛盾，奪取了益州，他對於劉璋的舊部，便不能不有一個較好的安排。《三國志》卷32《先主傳》稱：

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這樣，益州地主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緩和了，劉備的統治得到了鞏固。諸葛亮執政後，對益州土著地主更注意籠絡和擢用。如《三國志》卷42《杜微傳》言：

建興二年（224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

這三個人是書生儒士，其中秦宓比較有才學口辯。杜微則是一個老而且聾的人，劉備定蜀以後，他閉門不出。等到諸葛亮執政，則非把他羅致來不可。因他耳聾，兩次給他做書面談話；因他年老多病，不能做官，仍給他加上諫議大夫的名義。這是為什麼？無非是以他做一個樣子，以表示向益州地主開放政權罷了。

《華陽國志》卷9《李壽志》言“豫州入蜀，荊楚人貴”，誠然是事實。但蜀漢既在益州建國，諸葛亮便不能不從土著地主中選拔一些人才。如《三國志》卷41《楊洪傳》：

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鹹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我們如果把《蜀志》各傳翻看一下，即可看出益州土著地主如張裔、楊洪、馬忠、王平、句扶、張翼、張嶷、李恢等都做到重要的職位，只是比丞相、大將軍低些罷了。蜀漢以益州一隅之地，而能與曹魏相抗衡，其統治集團內部矛盾較少，當為重要原因之一。

諸葛亮的用人，還是以其本人及蜀漢政權為中心，而不容許部下有結黨成派之事。土著地主在本地總是容易養成黨派勢力，因此，諸葛亮對土著地主雖注意擢用，但對他本人的繼承者始終只從外來地主中培養。不僅籍隸荊楚的蔣琬、費禕因他的授意而相繼輔政，就是降將兗州人姜維，也因為受到他的培植而成為蜀漢政權的最後支撐者。這雖因他們有相當的才幹，同時也因他們是外來人，在益州沒有什麼親黨關係的緣故。不過，諸葛亮對益州土著地主的團結和重用，還是超過了以前的統治者。從兩漢以來，在政治上一直受著歧視的益州人，對於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