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大蕭條之前的情況，各國勢必難以抵擋我國工業出口的壓力，對我國而言。一旦出口大規模增長，短期內確實有利於國家經濟和民生，但從長遠來看，我們的增長對其他各國就是一種工業削弱。長此以往，還是會繼續導致各國經濟下滑，世界重新陷入新的經濟危機中。平衡是世界執行的一個基本規則。只有平衡才能讓世界在平穩之中前進的更為長久。今年的情況相對來說都比較好，各國急於推動自由貿易的復甦，形勢對我國有利，易於我國爭取更大的權益，若是推遲到明年，或者後年，屆時就會和《華盛頓海軍條約》的續約談判糾葛在一起。即便我們不再簽署這一條約，整個世界範圍內的情況也將更加負責。所以，從長遠的利益考量，今年底，明年初進行自由貿易復甦談判是最佳的時機。”

稍加停頓。他又補充道：“匯率提高固然短期內不利於出口，但卻有利於我國進口物資，擴大在外投資和國內的內需，而此都是帝國之根本。綜合利弊，內閣可能為此要承擔一定的風險，但臣下有這個責任力推此事。”

既然他心意已決，宋彪也就不再勸說。

只要大方向上是正確的，宋彪身為君主立憲制的皇帝，本身也不願意干預內閣的正常政務。

帝國政治的穩定性要遠勝於日本，相比於帝國內閣總理大臣的長壽和中央政策的穩定性，日本內閣首相基本都是短命鬼，中央政策也經常性的波動。

這裡面的一個重要差別就在皇帝同樣擁有最高權威的情況下，宋皇帝對於維持內閣穩定具有定海神針一般的功效，只要內閣總體是完善和正確的，哪怕國內有比較多的反對力量，皇帝的支援也能讓內閣穩定的推行新政。

既然顧維鈞心意已決，宋彪能做的就只能是支援了。

皇帝啊，也要有甘願為鮮花做綠葉的覺悟。

就在臨池閣的湖畔邊，宋彪同顧維鈞這位帝國臨時內閣總理大臣商談組織上海會議之事，大部分的時間裡，宋皇帝只是靜靜的聽著，並沒有提出太多的設想和倡議，大體而言，顧維鈞的考慮還是很全面的。

在顧維鈞將自己的想法都闡述一番後，宋彪沒有急於表態，而是讓他回內閣召開大臣例會共同商議細節，具體的事情，他這位當皇帝的倒是不想多說。

言多必失。

……

顧維鈞畢竟是外相出身，對於國際政治環境的每一點微妙變化都能敏銳的把握到，在國際環境有了明顯的變化後，又有了皇帝的支援，他便迫不及待的試圖組織上海自由貿易會議，各國對此的反應也都很積極。

1934年的12月，在中美英法四國的共同倡議下，總計42個國際和地區齊聚上海黃浦國際特區，就重新恢復世界自由貿易展開會談。

關於中圓匯率的問題，顧維鈞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中圓在1935年直接提高匯率15％左右，二是中圓在未來五年內，每年逐年提高4％左右；但要達成這兩個方案中的任何一個，中國就必須增加黃金儲備和外匯，以維持貨幣儲備率，而英美法三國必須保證匯率穩定。

隨著中國在工業出口上的競爭力過強，現在只有兩個辦法來恢復世界自由貿易，一是徹底否決中國在一戰後同各國簽署的通商協約，重新洽談新的協約，二是中國提高匯率。

當年同各國簽署協約之時，中國是受扶持的一方，條約整體都對中國有利，如果要重新和各國洽談新約，一是週期太長，二是未必就能爭取到過去的條款，所以，中國寧可適當提高中圓的含金量，用提高匯率的方式直接性的解決中國與歐美各國的貿易順差問題。

英美各國對此基本同意，也希望是一次性的直接提高，立刻解決現階段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但是英美都認為中圓匯率至少應該提高40％以上，恨不得中圓匯率提高70％。

問題是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中圓的含金量一旦提高40％，中美之間的經濟總量差距就會擴大到難以追趕的程度。而且，中圓匯率增加到這種程度，中圓對外輸出的力量就會更強。英法也受不了。

各國從1934年的12月一直討論到1月中旬，最後才各讓一步，中圓承諾將名義含金量增加23。25％，這個增幅量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英美法三國對華轉入一部分黃金儲備，承諾中國國家銀行在未來五年擁有更高的黃金儲備優先權。三國還要增持超過20億的中圓作為外匯儲備，減少中圓在外的淨流動資本比例。

這和廣場協議不同，中國不是英法美三國能夠壓制的對手，特別是在軍事和政治上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