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人之間，還在他們的精神世界中，打上了一種宗教聖約的烙印。

大多數領導人，不管是國王還是總統，都是從某類國家的內部制度中崛起的。他們的成就通常包括對那些制度和庇護他們的國家的改變或復興。然而，成吉思汗是在全新的基礎上，開始有意識地建立國家和建立所有必需的制度的，這一全新的基礎，部分是他借自以前的部落，而部分是由他自己所創造。對於這樣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生存而言，並且對於以軍隊起家奪權的成吉思汗來說，他必須建立起強大的制度；他必須要讓國家變得更加強大，而且更加地中央集權化。在成吉思汗的領導下，牧牛者、牧羊人及放牧駱駝的人都被提升為將軍，馳騁在由成千上萬勇士所組成的軍隊的最前方。每位年齡在十七到七十歲之間的健康男性，都是軍隊的活躍成員。正如他在第一次被推舉為部落可汗時所做的那樣，他任命最忠誠的部下為千戶首領，而他那資格最老的追隨者，例如博爾術，則負責掌管萬戶。基於他們的功績和他們在戰場上或戰場下所顯示出的對他的忠誠，成吉思汗獎賞了那些來自黑骨頭世系的人，並給予他們最高的地位。相較於他授予忠誠的朋友以萬戶而言，成吉思汗分配給他自己家族成員所控制的軍隊人數則比較少——他的母親、最小的弟弟及兩個小兒子窩闊臺和拖雷，每人只分配到五千人。即便他最大的兩個兒子也並沒有得到足額的萬戶，朮赤只有九千，而察合臺則只有八千。成吉思汗任命自己最信任的朋友監視幾個家族成員的行政，尤其是對他的母親、最小的弟弟和察合臺。他透過宣告察合臺是“一個頑固而又心胸狹窄之人”的方式，來解釋說這樣的監視是必需的。他提醒諫言者們要“從早到晚都要呆在他身旁提出忠告。”

為了在這個巨大而又正逐漸成為一個國家、而又人種各異的部落之內維護和平，他迅速地公佈了新的法令，抑制部落世仇和戰爭的傳統因素。成吉思汗的“大札撒”　，不同於歷史上其他立法者的法令。他並沒有將法律建立在上帝啟示的基礎之上，也沒有將法律建立在任何源自古代定居文明法典的基礎之上。他從遊牧部落維持了數個世紀的習慣和傳統方面來加以強化；然而，當老慣例妨礙了新社會的機能時，他就會迅速地廢除掉它們。只要不與“大札撒”——對所有人發揮作用的最高法和普遍法——產生衝突，他還允許一些群體在他們自己的地域內實行傳統的法律。

然而，“大札撒”並不代表單一的法律彙編，甚至也說不上是一部正在形成中的主要法律著作，成吉思汗要在其人生的最後二十年中來繼續完善它。成吉思汗的法律並未深入探究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相反，他是用這一法律來管制最棘手的方面。只要有男人劫奪女人的事情發生，草原上就會有世仇。據說成吉思汗的首部新法律是禁止劫奪婦女的，這幾乎無疑是對妻子孛兒帖曾遭劫奪的一種反應。由此種劫奪而引發衝突的永續性潛在力，仍然困擾著成吉思汗。在他自己的家族內，長子的親生父親是他，還是孛兒帖的劫奪者呢？這種不確定性在困擾著他，而且這種不確定性還在成吉思汗漸漸老去的時候，越來越多地引發了更加嚴重的問題。

在用法律來結束劫奪的同時，他禁止誘拐和奴役任何蒙古人。從自己被泰亦赤兀惕人所俘獲和奴役的經驗中，他嘗過被誘拐和被當作奴隸而強迫勞動所帶來的個人身體的痛苦，而且他也認識到，整個社會結構的慣例是多麼地有害，草原部落中引發的仇恨和暴力是多麼地強烈。

3、可汗之戰（7）

成吉思汗試圖在他的各級部眾中祛除內部糾紛的所有根源。基於自身的經驗，即對圍繞孩子正統性問題而產生的分裂，他宣佈所有的孩子，無論是由妻所生還是由妾所生，都具有正統性。由於對妻子價值（似乎她們是隻駱駝一樣）的爭論，會在他的部眾中間激起不斷的糾紛，他禁止將婦女的販賣帶入到婚姻之中。因為同樣的理由，他宣佈通姦行為是不合法的，蒙古人對這一行為的界定不同於大多數人。通姦行為並不包括婦女與她丈夫近親之間的性關係，也不包括丈夫與女僕或與家族內其他人的妻子發生關係的行為。與成吉思汗的法律宣告相一致的是，氈帳內的事情應在氈帳內解決，而草原上的事情則應在草原上解決，通姦行為適用於不同家族已婚人之間的性關係。只要它不會在家族間引起公眾的衝突，就並不會被視為犯罪。

偷竊牲畜的行為通常總被認為是違法的，但這一行為在草原的搶劫文化中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它也被視為是仇恨與不和的緣由。大概是記得八頭牲畜被盜而給他的家族造成的巨大傷害，成吉思汗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