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了。

中國的政體特殊，所以保證了政策的延續性，同時中國政體的特殊性，又能夠保證政府在發現問題的時候，能夠及時地有效地把問題給糾正過來，這就造成了讓外國人看不明白的結果，因此他們的預測總是錯得離譜兒。

只要你不參與進來，不切實地走進中國，僅僅是透過國際上一些新聞媒體不客觀的立場下炮製出來的一些資料資料來對中國的情況進行分析，所得出的結論自然是非常荒謬的。

事實上，近幾十年來，也有不少的外國人企圖對中國的發展進行預測，但是毫無例外的，沒有一個人可以預測成功，這也就是一個特殊的國家的發展的不可預估性的體現。

“假如經濟學家們能夠預測出未來的發展走勢，那麼還需要我重生嗎？”範無病的心裡面，對此是有點兒不屑一顧的。

第一千零八十一章　做事和賺錢

範無病的不屑一顧顯然是有道理的，這並不是他妄自尊大。

若干年後的事實也將證明，外國人關於中國的所有預言都沒有自我實現，中國的經濟和企業成長，仍在按自己的邏輯曲折前行，而與那些過於樂觀或悲觀的猜想無關。

事實上自一九九一年費正清去世之後，西方主流世界再沒有出現第二個客觀而清醒地瞭解中國的觀察家。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中國經濟活力的一個標誌就是，幾乎每隔幾年，中外經濟學家們就不得不換一套思路，採用新的語言或概念，來描述分析中國新的經濟現象。

中國經濟的命運，正是在這些框架與概念的轉換中，慢慢脫胎換骨，與國際遊戲規則的共同語言日益投機，漸而接軌上路。

最近幾天，《紐約時報》採訪曾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的約翰加爾佈雷斯，請他談談未來的中美關係。九十四歲的約翰加爾佈雷斯剛剛從另一個正在崛起的東方國家印度歸來，他用敬畏的口吻說，在中國，我一半的知識是錯的，另一半是沒有用的。

對於中國，他說他們對中國的很多預言都僅僅是一己的猜想。

WTO對中國的影響是一個持續而漫長的過程，在漸進式變革的中國，從來沒有一種變化是旦夕生成的。

事實上，開始於三年前的國退民進就是應對這一變局的重大戰略決策，國有資本集團的進退和重組無一不是根據WTO的市場開放時間表來制定的。

對於中國的一些事情，即便是全球第一CEO通用公司的韋爾奇也對此非常不解。今年在他臨退休前，當有記者問及他對中國市場的看法時，韋爾奇說，他十年來一直往那兒跑，而他每次到那兒，都會笑話自己上次來時知道的那麼少。那個地方這麼大，這麼複雜。他搞不懂，真的搞不懂，這也許是他要退休的原因，因為該由別人把它搞懂。

通用電氣在中國的轉機發生在他的繼任者伊梅爾特手上，他將投資重點從民用產品轉移到了技術含量更高的基礎工程上，通用電氣的工業照明、醫療裝置、燃氣輪機、風機、水電發電裝置、飛機發動機、工業性集團的電力輸送等專案投資都在中國獲得很好的回報，這些領域絕大多數是民營資本的禁入地帶。

還有一個非同尋常的訊號，就是今年十月，中國首次允許外資介入不良資產處置，在第一次招標會上，摩根士丹利獨家獲得價值一百零八億元人民幣的資產包，這些不良資產分佈在全國十八個省市，涉及地產、紡織、冶金、醫藥等行業的兩百五十四個公司和工廠，其中絕大多數為國有企業。

很顯然，這些不良資產是國退民進戰略產生的剩餘價值，摩根士丹利分享中國企業海內外融資的巨大利潤的同時，也遭到無數同行的羨慕和嫉妒，實際上中國資本市場的准入並沒有法律的硬性限制性規定，實質性的門檻兒在於政策審批紅線。像當年大多數合資企業一樣，只不過資本市場的開放更敏感更謹慎一些。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跨國企業的獨資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在過去的很多年裡，外資辦廠都要在國內有一個合資的夥伴，比如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在各地的罐裝廠都必須與國營糧油公司合資，寶潔的合作物件則被規定為地方國營的日化工廠。

如今這個限制逐漸取消，一些已經合資的跨國企業自以為立足已穩，於是便透過各種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資人。

很多外企的公司董事們都認為，獨資是中國入世後合資公司的一個自然選擇。

獨資行動最為堅決並不惜與中方兵戎相見的外企的代表就是百事可樂，百事可樂當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