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其塑膠薄膜上都有一個發熒光的“E”。我們從庫房裡把一堆堆唱片搬上貨車，但我們犯了一個該死的錯誤：假設海關國稅局官員只會搜查南碼頭路的倉庫。所以我們把所有的唱片運送到牛津街的店裡，把他們放在唱片架上，我們不知道海關國稅局官員有比警察更大的緊急搜查的權力。我採取了同教堂委員會來阿爾比恩大街檢查時差不多的態度：這是一場較大的遊戲而已。清晨之前我們已經把全部有“E”的唱片放在牛津街的店裡，庫存則用合法的唱片代替。 克里斯蒂和我第二天清早從“阿爾伯達”號動身去南碼頭路，想知道搜查會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穿過聖瑪麗醫院旁的人行橋，到醫院附近時，突然聽到一聲尖叫，一個人從天而落，掉在我們旁邊的欄杆上。我瞥見一個老人蒼白而又沒刮過鬍子的臉，他正撞上了欄杆，太恐怖了，他的身體看起來完全裂開，一大堆內臟掉在地上，紅的白的，或者掛在欄杆上。他只穿著白色的睡袍，上面浸滿血。克里斯蒂和我太震驚了，呆若木雞。他肯定死了，頭掉了，身體幾乎分成兩半。一個醫院的護士從邊門跑了出來，又有一些人跑出來將屍體蓋上了白色的床單。克里斯蒂和我靜靜地站在那，很久才慢慢開始恢復正常的意識。 “你們還好嗎？”護士問我們，“喝杯茶嗎？” 我們搖搖頭，繼續上路，被深深地震駭了，這是我們關係開始後的又一次超現實主義事件。兩天前，我們第一次相見，我偷偷將一封秘信塞到她的手中，我們在船上度過了一個充滿激情的夜晚；然後我從多佛駕車返回，設法偷盜了她的手提箱；接著花了一整夜處理唱片；現在有人又在我們面前自殺。我想克里斯蒂和我一樣對發生的一切不知所措。我們的生活實在令人瘋狂。 到達南碼頭路的庫房，還沒走到辦公室就有人敲門，開門後是七八個穿橡膠雨衣的人。 “你是理查德？布蘭森？”他們說，“我們是海關國稅局，奉命檢查你的倉庫。”這些人同我原來期望的兩個邋遢的小會計完全不一樣，他們是強壯的大塊頭，讓人害怕。當我帶領他們看庫房時，我的自信在慢慢消退。 “你的意思是你昨天才去過比利時，”他們有人說，“你不可能這麼快。” 此時我正看著他們開始用紫外線燈檢查所有的唱片，我試圖將他的話一笑置之。當他們沒發現任何有標記的唱片時，他們開始有些沉不住氣了。對此我十分高興，主動開始幫助他們檢查所有的唱片，從架子上拿上拿下。 當我意識到他們還在同時搜查我在利物浦和牛津街的店鋪，發現了成百上千的有標記的唱片時，已經太晚了。 “一切順利，”一個官員放下電話，“他們已經找到了。你最好和我一起走，你被捕了。和我們去多佛做份筆錄。” 我簡直不能相信，我常常認為只有罪犯才被逮捕：這不會發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已成了罪犯，我偷稅漏稅。這不是我同海關國稅局玩的大遊戲，可以免除責任：我犯罪了。 在多佛，我被指控違反了1952年海關國稅法案的301款：“1971年5月28日，在多佛東碼頭，你讓一個官員遞交了一份載貨單，這是一份證明經由海關查驗的檔案，說明這一萬張留聲唱片用於出口，而事實恰恰相反……” 當晚我就被關在單人牢房裡，裡面只有一個黑塑膠床墊和一張舊毯子。斯托校長的第一個預言成真：我成了個囚犯！ 那個晚上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時刻，當我躺在牢房裡盯著天花板時，我覺得患了幽閉恐怖症。我喜歡對他人負責，更喜歡控制自己的命運。我喜歡違反常規，無論是學校規章或者是日常規矩，比如沒有人能17歲編輯一份全國性的雜誌，20歲我完全靠自己生活，遵循自己的直覺——但是呆在監獄意味著失去了這些自由。  
5。一個教訓（1971）（3）
我發誓將再不做任何讓我入獄的事情，或者任何讓我引起麻煩的買賣。 此後維珍從事的各種的商業領域裡，我曾經數次有行賄或者受賄的機會，但是我從未違反蹲在多佛監獄那晚自己的誓言。我的父母經常語重心長地告訴我，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名譽：你可能非常富有，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好名聲你將不再快樂，在你的腦海中經常會有人們不信任你的念頭。我以前從未認真考慮過好名聲意味著什麼，但是在獄中的那晚我明白了。 第二天早上，媽媽在法庭上和我見面，因為我請不起律師，我申請法律援助。法官告訴我如果我申請法律援助，那麼我不得不呆在監獄，因為我顯然交不起3萬英鎊的保釋金。維珍自己是沒錢的，我們也就沒法用它擔保；莊園價值3萬英鎊，但是因為它主要是抵押所得，所以也不能作擔保。我只有一堆債務，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