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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業啟蒙（1967…1970）（1）
1967年夏季學期末，喬納森和我搬入了位於倫敦康納特廣場的他家地下室。我們成功說服著名女演員凡妮莎？ 裡德克雷弗與我們做次訪談。這次訪談是我們的轉折點，我們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的名人。當名人越來越多，甚至包括藝術家大衛？霍克尼和存在主義哲學家讓—保羅？薩特時，要說服廣告客戶《學生》值得它們登載廣告就變得輕而易舉。 整個夏天，我和喬納森都住在地下室裡。房間又黑又溼，沒什麼傢俱，我們的床是鋪在地板上的床墊。這個地方很快變得十分混亂，扔滿了髒咖啡杯和包裝紙的碎片。我們經常餓肚子，有時候我們溜上樓搜刮喬納森父母的冰箱，媽媽偶爾會帶著裝滿食物的大籃子破門而入。 “紅十字會的救濟來了！”她喊道，“你們兩個多久沒洗澡了？” 於是我們就在地上狼吞虎嚥吃起來。 有一天，她帶來了100英鎊的現金。媽媽在山姆裡？格林附近的路上拾到一根項鍊，交給了警察局，三個月後仍然無人認領，警察就把項鍊給了她。她知道我們沒錢，所以她來倫敦賣掉項鍊，將錢給了我們。她的100英鎊還清了電話費和郵費，還夠我們熬幾個月。沒有它，我們可能早已破產了。 彼德？布萊克因為設計甲殼蟲樂隊的《警察熱身》專輯封套而名聲大震，他為我們的創刊號畫了一個學生做封面。純白底上只有兩處紅色，一處是標題“學生”，一處是學生打的紅領帶。除了這幅畫，他還同意接受我們的採訪，開場白就語出驚人：“沒穿衣服的漂亮女孩是最好的作品，而且我對此尤其感興趣，她和透視或者解剖學一樣，會告訴你如何畫畫。” 他進一步指出“學生勢力”的危險——這在當時引起極大爭議： “我認為學生擁有的權力不應該凌駕老師之上，我不喜歡把學生作為一個階層，我認為他們高估了自己，他們說得過多，涉足過多的社會活動，有著過多的權力。我認為人們過於熱衷當一名學生。畢竟，學生不是如此重要——他們實際上只是學習如何長大成人，學生不應該有權抱怨。” 也許因為我們太年輕，不像專業訪問者那樣咄咄逼人，因此我們的很多訪談物件坦率自由的訴說心聲，傑拉爾德？斯伽非描述他的工作：“我經常畫畫——它讓我有精神支柱。我從來無法停止，對我來說它如同吃飯一樣重要。一旦我有了想法，就必須畫出來——像患病似的，一種本能。”當我問達德利？摩爾他對學生的看法時，他回答說：“對於你們這一代，我最不喜歡的就是你們的年齡。”他是牛津大學馬格達倫學院的管風琴教授，但是當我提到古典音樂時，他說：“我寧願選擇和六個女人整天在泥沼裡打滾，也不願坐在鋼琴邊。” 米克？賈格爾和約翰？列儂也同意接受訪問，他們兩個都是學生們所崇拜的偶像。《學生》雜誌對賈格爾的採訪進行了誇張的介紹： “最近，《旋律製造者》寫道：‘賈格爾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當他尊敬的哥哥告訴卡拉馬佐夫為了學會善良，痛苦必須存在時，卡拉馬佐夫回答說，如果小孩必須受苦才能學會神性，那麼他雖然不會否認上帝的存在，卻會很體面地拒絕通向天堂的車票。’這就是米克？賈格爾式的叛逆與革命。” 我不知道為什麼引用這段話，當然我們完全弄不明白它的含義。 我們對約翰？列儂的採訪是另一個“經典”。我和喬納森一起去，喬納森試圖引經據典： 喬納森：一位批評家認為《生命中的一天》這支歌是《荒原》的縮影。約翰：什麼的縮影？ 喬納森：艾略特的詩《荒原》。 約翰：我沒聽說過，我對文學一無所知。 諷刺的是，對列儂的採訪幾乎使《學生》雜誌關門。訪問之後，我想請約翰和大野洋子為我們雜誌寫首歌，我們可以把它與雜誌一起發行。我和甲殼蟲樂隊的新聞發言人德里克？泰勒聯絡，那時甲殼蟲樂隊剛建立“蘋果藝術基金”，用於資助貧困的藝術家和音樂家。德里克每天都坐在辦公室裡，會見一大堆申請者，每個人都有上百條不同的理由認為甲殼蟲樂隊應該資助他們。德里克是個溫和的人，他就像國王的管家，他會耐心地傾聽每一個要求，無論它是多麼荒謬或者毫無意義。 當我把想法告訴德里克時，他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他說列儂和洋子會很高興，他把我介紹給“蘋果基金”的經理榮？卡斯和唱片生產廠商，然後我們定下了發行時間。 我帶著這個好訊息衝回了康諾特廣場——我們不僅訪問了約翰？列儂，而且馬上還會擁有他沒有發表的原創歌曲，這真是《學生》千載難逢的良機。我們聯絡當時最受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