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畢，高教部總髮表公告：“本年優先錄取了大批工農子弟、革乾子弟。”不少大學幾乎完全不招收黑五類子女，大學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學校以設立“工農革幹班”為榮，上了大學的，也是出身好的受優待。不少大學設立“貧協”一類組織，與團組織並列。他尤其提到街道居委會的問題，說街道辦事處印製的無職青年求業登記表上也有出身這一項，用工單位來挑人，沒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著出身好的你不挑，單挑出身壞的，是什麼思想？所以，不被學校錄取而在街道求職的青年，歷年積澱下來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時候，他們才有被分配的把握。“出身壓死人”，一點不假！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出身論》，《中學###報》創刊號，1967年1月18日。

與魚姍玲相比，遇羅克的經歷可能更為典型。

到1966年為止，全國上山下鄉的城鎮知識青年，已達一百餘萬人，這是一個以社會青年佔多數，以普通市民子女為主體的青年群體，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或“有問題”家庭的子女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如上所述，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曾在升學、城市就業中幾被“淘汰”。雖然也有出類拔萃者，但從整體文化素質和精神狀態來看，與“###”期間的“老三屆”知青，自不可同日而語，在社會上所受注意的程度，與後者更是無法相比。

但是，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畢竟是形成了，這與國家的本來意願是相反的。國家希望的是他們能夠儘快融入、消失於那個廣闊的天地中間，誰也沒有想到，要做到這點，竟如此地難。

這個群體最顯著的特點，是它的不確定性：是農，又非農，今天是農，明天就可能不是農，就可能是別的什麼。1964年以前上山下鄉還未被作為長期性的任務時，很多地方的知青在下鄉一兩年後便回城或在當地分配了工作；1964年以後，也仍然無法斷然地堵住這個口子。在“###”前，知青回城的途徑，很大一部分屬於自發“倒流”，一些人在農村無法養活自己，回到城市當臨時工，或者做小買賣，甚至“投機倒把”。也有些人因疾病等原因，透過正當手續回城，但仍找不到正式工作，重新成為社會青年。

在當地分配當工人、當教師的，為數也不少，也有少數青年入黨，被提拔做了當地幹部。1965年以後，表現特別突出的部分青年典型，也有被保送上大學的。結果是，不斷地動員新的知青上山下鄉，又不斷有老的知青從鄉下回城，川流不息的流動，使大量的人力物力付諸流水。這是個從上山下鄉運動一開始，就困擾著決策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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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改造誰（1）

第九章

走在與農民結合的道路上

周恩來曾經設想，要將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進行15年。他大概料想不到在他講話後僅僅幾年，會爆發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安置工作脫離了原來設想的軌道。但也許是巧合吧，從他講這番話的1963年算起，15年後就是1978年——我們知道，這正是驚天動地的知青大返城走向高潮，中央即將下決心把這一工作結束的時候。如此說來，這場運動果然進行了15年。

“###”使這項工作變成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它的結束，並不是如周恩來當年預期的那樣，是因為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控制了人口的發展。但我們可以回過頭來設想一下，如果沒有這一切變化，如果這一計劃能夠按照原來的方案實施，它就真的能進行下去而且得到成功嗎？

事情的發展從來不以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儘管這一願望有時是非常良好的。到“###”爆發前夕的1966年春，不僅安置城市知青工作的各種問題已日漸顯露，農村回鄉知青中出現的問題也令人頗感不安。上山下鄉的動員，已經初現難以進行下去之虞。

一誰改造誰？

知青工作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屬大背景，也就是說，指導這一工作的理論是否正確、可行；二類是具體執行過程中產生的偏差。

一般來說，知識青年可以分為兩類，即家在城鎮的下鄉知青和家在農村的回鄉知青。在下鄉知青中，又因去向不同，可分為到農村生產隊插隊落戶的和到國營或集體所有制農場以及兵團的兩類。他們由於地位不同，境遇不同，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當然，就其問題的根本性質來說，其實是一樣的。

前面已經多次分析過，解放後一次次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實質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