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院、中央軍委釋出檔案，作出對新疆兵團進行軍事管制等12項決定。結果是有1000多人被株連，6人被逼死，幾十人傷殘，農八師216名團級幹部，靠邊被斗的就有165人，佔總數的76�3％，直到1979年才被###參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史志叢書《農八師墾區志？石河子市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年一：《大###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203頁等。。據說曾經有知青多方調查，想了解事情真相，結果被打成反革命，直到1979年尚未正式###《風颳不倒的紅柳——記支邊青年袁明》，《新疆青年》，1979年第2期。。

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短短几個月間，據國外觀察家宣稱，從各地返回城市的知識青年已達120萬，僅廣州就有3萬知青回城，約佔知青總數的2／3。但這個數字顯然有所誇大，因為各地情況是不平衡的。到華北兵團去的北京知青、到甘肅兵團去的天津知青都談到，當時“回城鬧革命”只是出身好的青年的專利。出身不好的，有的不敢折騰，有的在城市的家已經被抄，父母被鬥、被關，回城也沒什麼意思；還有很多本來就是因為家庭生活困難或家庭關係不和而下鄉的，更有不少本來就是沒家的孤兒，回城也沒有活路。很多人一直留在當地，有的認為因此而免去了“###”的折騰，像躲進避風港，倒也不失為一件幸事。總之，就“回城風”而言，南方比北方颳得厲害些，尤以廣州、上海、湖南為甚。

反對經濟主義（1）

從1966年底到1967年初，不僅城市下鄉知識青年，還有大量農村青年以及農民，也都在“立即取消城鄉差別”的要求之下，成批地湧入城市。捲入這股浪潮的，還有要求轉正的臨時工、合同工，三年災害時期被動員下鄉或支援“三線”建設的內地、城市工人等，中央將這股浪潮，統稱為“反革命經濟主義”。據揭發，這股浪潮的興起，是由於江青的暗示與鼓勵。但實際上，這正是解放多年來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各種後遺症的一次總爆發。但是，毛澤東發動“###”所要解決的，根本不是這一類問題。這些人四處建立群眾組織和聯絡站的活動，不僅使已經十分混亂的城市更加混亂，而尤為嚴重的是，他們的矛頭所向和提出的各種要求，與當時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完全不合拍，用當時的話說就是“干擾了運動的大方向”，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發動一場打擊“經濟主義”的運動，制止這一傾向的繼續發展。

知青的活動也被劃入經濟主義範圍而加以制止。事實上，早在1966年底，經濟主義的浪頭還未湧現的時候，中央對於知青的各種做法就已有所警覺，尤其當他們越鬧越甚，竟至要建立全國性知青組織的時候，中央已經感到了真正的危險。周恩來敏銳地看出了，這類組織和他們在社會上所造成的影響，足以使中央苦心經營多年的安置工作毀於一旦，而無論革命如何發展，上層領導如何變換，大批城市青年不到農村去，又能到哪裡去呢？對於知青的組織必須取締，對他們的要求必須回絕。他們的道路只有一條：就是回到農村去。

1966年11月27日，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有人問到他能否建立全國性組織的問題，他的回答是很策略的，只是說，現在還是串連時期，就是全市的組織看來也只是部分的組織，這樣的時期要經過一個時期，一派不能自命地代表全市，更多的意見現在不好提。12月，尚未被“揪出來”的國務院負責知青安置工作的副總理譚震林則勸告知青不要成立全國性的組織，他說，你們的總部就是全國安置工作辦公室，還有總理辦公室，是總理任命的，你們能取代他們？實際上，你們這些人決不可能控制一百多萬人。他的勸告，當然被知青當成了耳旁風。而此時的中央安置辦公室，也已經被一批又一批心懷怨憤的知青們連砸帶打，搞得一片狼藉。

知青的活動，知青在城市建立的一切組織，都被作為經濟主義的內容之一，劃入打擊的範圍之內。

1967年1月18日，周恩來等人接見首都工礦企業的革命造反派代表，提到北京有一些冒充欺騙人的全國性組織，他們的目的是要奪無產階級的權，我們要限令他們投降，宣佈他們的組織是反動組織。他在這裡所說的那些全國性組織，就包括了知識青年成立的組織在內。22日，在接見各地駐京群眾大會上，周恩來指責各地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玩弄經濟主義，用一種惡劣的手法，就是發錢、發車票，收買人心，鼓動人上北京，把矛盾上交，對中央施加壓力，使得大批合同工、臨時工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