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體公民選出來的、專門負責管理國家與社會的企業，因此政府也不能違背法律，更不能把其他企業踩在腳下。

事實上，美國聯邦政府在對內問題上一直沒有多大權威。

拿金融體系來講，早在19世紀末，以摩根為代表的美國金融家就透過經濟危機迫使美國聯邦政府交出了鑄幣權，並且成就了美國投資銀行的輝煌史。雖然在此之後，有數位美國總統妄圖收回鑄幣權，即將聯邦儲備銀行收歸國有，由聯邦政府來發行與擔保美元，但是這些美國總統幾乎都沒有好下場，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肯尼迪與克林頓，一個被暗殺，另外一個被搞得聲名狼藉。

在關係到國家根本利益，特別是眾多大企業根本利益的關鍵技術上，真正起主導作用的也是美國的企業，特別是由企業背景的利益集團，而不是聯邦政府。如此一來，就算美國國務卿在巴黎做了再多的保證，哪怕這些保證都以立法的方式得到了肯定，只要最終違背了美國的利益，或者說失去之後不會損害美國的利益，美國企業都能以再立法、或者廢除立法的方式來收回承諾。

美國不是沒有這麼做過，而是經常這麼幹。比如在20世紀90年代的海灣戰爭前，美國就承諾，所有出兵的盟國都有機會分享戰勝伊拉克、幫助科威特復國之後帶來的好處，而且這也是其他國家出兵的主要動機。可搞到最後，為了不讓其他國家分享戰果，美國沒有一氣呵成的推翻薩達姆政權，而是等了十多年，才用第二場戰爭把薩達姆送上了絞刑架，而那些在海灣戰爭期間出錢出力出兵的眾多歐洲國家沒有一個能夠撈到好處。

所謂吃一虧長一智，法國不是沒吃過虧，而是吃過很多次虧。

任何智商正常的政治家都應該知道，美國的保證當不了數，而且美國是世界上最擅長玩弄手段的國家。

問題是，法國總統非常重視美國國務卿的建議，而且表達出了合作意向。

事實上，這就是關鍵。

作為情報機構，軍情局絕對不會在提交給政府官員，特別是高階官員的情報書中提到任何主觀意見，即便某些時候，像裴承毅這種與軍情局有關係的官員會要求軍情局在情報報告中提出建議或者意見，劉曉賓也會非常小心，絕對不會提出過於尖銳，而且帶有明顯偏見的建議。

可以說，在保持客觀公正上，劉曉賓與李存勳完全一樣。

如此一來，在報告措詞上，劉曉賓顯得非常小心，比如在提到法國總統回答美國國務卿提議的時候，他用的就是“感興趣”這個模稜兩可的詞。雖然在前面還有一個定語，但是這個詞本身就表示法國總統並沒採納美國國務卿的建議。

準確的說，是法國總統不打算採納美國國務卿的建議。

毫無疑問，法國總統的想法非常直接，那就是利用美國來制衡共和國，迫使共和國元首在巴黎做出更大的保證，並且拿出實質性的東西來，而不僅僅是一句話。換句話說，在此之前，法國沒有選擇的餘地，要不要提供技術，是共和國與美國說了算的事情。

因為共和國與美國一直認為歐盟是一個長遠威脅，所以在技術輸出上採取了非常一致的態度。甚至可以說，共和國與美國積極推動全面核裁軍，並且向幾乎所有國家施壓，讓《倫敦條約》成為了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性裁軍條約，就與打壓歐盟有很大的關係。要知道，隨著該條約生效，作為歐盟唯一的核國家，法國的國際地位將一落千丈，更加沒有能力團結其他歐盟成員國，也就無法使歐盟實現一體化。

隨著共和國發出了打破僵局的訊號，法國終於獲得了選擇權。

即便這只是個假像，因為法國當局不可能把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法國政府也要借美國的影響力來獲得更大的好處。事實上，就算美國願意、而且能夠為法國提供先進技術，法國當局也得考慮一下有沒有必要從美國引進這些先進技術。仍然拿至關重要的複合蓄電池來說，就算美國願意把12級複合蓄電池的生產工藝賣給法國，並且幫助法國的企業掌握，共和國也能夠透過提前推出16級複合蓄電池的方式，讓法國企業的鉅額投資全都白費掉。要知道，就在20年前，大蕭條的規模達到巔峰的時候，共和國就透過提前將8級複合蓄電池投入國際市場的方法，迅速佔領了高階電動產業，一舉成為高階工業國，並且一直將這個優勢保持到現在。

換個角度，法國當局還得擔心美國別有用心。

眾所周知，大蕭條結束前，美國就仿照共和國的方式，以5年為一個週期，用推行新工藝與全面推廣新產品為契機，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