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做好了戰略進攻的準備，不等於美國做好了決戰的準備。

站在美國的立場上，“歐州的背叛”可以說是對總體戰略的致命打擊。雖然歐盟嚴格履行了承諾，即在參戰之後沒有向美國宣戰，而是與美國保持著“冷和平”的關係，但是由歐盟參戰導致的影響，仍然讓美國失去了贏得勝利的最後一線希望。對美國當局來說，在阻止歐盟參戰已成泡影的情況下，最應該做的肯定不是譴責歐盟的背叛行為，而是趕在戰局變得不可收拾之前找到一條出路。

從現實情況出發，美國首先就的設法頂住共和國在2060年初發動的新一輪戰略進攻。

事實上，早在2059年4月份，即共和國透過瑞士提出“限武”之後，美國總統杜奇威就意識到，戰爭很有可能發生重大轉折。當時，杜奇威唯一沒有預料到的，恐怕就是轉折來得如此之快。客觀的講，站在杜奇威的立場上，在中東戰場上的進攻進展得還算順利（2059年4月份的時候，西約集團聯軍的進攻正好達到頂峰，美以軍團不但攻佔了大馬士革，土耳其國民軍也在北方戰線上掃蕩了大半個庫爾德斯坦，以共和國陸軍為首的集約集團聯軍只能且戰且退，將兩河流域當成最後的戰略防線的情況下，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即便共和國當局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做文章，而且用全球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做要挾，也至少需要2到3年才能讓俄羅斯就範，讓歐盟在迫不的已的情況下做出選擇。受此影響，由杜奇威親手策劃的很多應對行動都沒有完全達到目的。

別的不說，太平洋戰場上，美軍主動撤出關島，就與杜奇威的戰略判斷有關。

按照當時的情況，如果俄羅斯真能堅持2到3年，共和國就得在大陸戰場上持續投入重兵，不但會對中東戰場上的戰鬥產生影響，還會對太平洋上的戰鬥產生影響。美國海軍由此斷定，就算主動讓出關島，共和國海軍也很難迅速發動下一輪戰略進攻。即便發動戰略進攻，也會受到陸軍拖累。如此一來，主動將主力部隊轉移到下一道防線上去，還能直接下來的戰鬥中以最小的代價重創對手。

這種不思進取的思想，在其他戰場上也表現得非常明顯。

比如在中東戰場上，到2059年4月份的時候，如果阿爾梅爾繼續要求增兵，趕在李東石得到相當於4個戰鬥單位的增援部隊之前發起新一輪進攻，就很有可能徹底改變局勢，即打到巴格達，迫使李東石率領部隊退守伊朗。雖然從摩蘇爾到巴格達也就幾百千米，但是千萬別小看這幾百千米，以2059年的情況，如果西約集團聯軍能夠趕在年底之前把李東石指揮的集約集團聯軍趕出兩河流域，別說共和國軍隊不可能立即扭轉被動局面，共和國當局還很有可能把重點放在中東戰場上，即在2060年發起戰略反擊的時候，首先在中東戰場上發力，然後再考慮其他戰略方向。果真如此的話，不但大陸戰場上的美俄聯軍可以鬆口氣，就連太平洋上的美軍也能鬆口氣。

同樣的道理，受杜奇威的樂觀預測影響，俄羅斯在大陸戰場上與“限武談判”中的表現都非常被動，並不積極進取。比如在“限武談判”期間，俄軍就沒有在大陸戰場上發動強有力的反擊，幾次為推動談判而進行的反擊都被共和國軍隊輕而易舉的打了回去，結果俄羅斯不但沒有因此在談判桌上獲得好處，反而在戰敗後做出了重大讓步。當然，大陸戰場上的這一局面也與美軍的不作為有很大的關係。不管怎麼說，俄羅斯軍隊已經精疲力竭，在大陸戰場上起主導作用的是美軍，沒有美軍參與的反擊，就算俄軍拼盡全力，也很難取得重大戰果。因為美國在“限武談判”中的根本利益與俄羅斯不盡相同，所在俄軍為了推動談判而進行反擊的時候，美軍自然會袖手旁觀。

總而言之，2059年4月之後，美軍的最大敵人不是共和國軍隊，而是不作為。

當然，這也不能完全怪罪於杜奇威那過手樂觀的戰略評估。

眾所周知，大戰的主戰場在太平洋上，而主宰太平洋的是兩個超級大國的海軍。得益於戰前的霸權地位，在太平洋戰場上，美國擁有大到足以肆意揮霍的戰略優勢。說的形象一點，美國只需要邁過第一島鏈，就能將劍鋒頂在共和國的胸口上。共和國則需要跨過整個太平洋，才能對美國本土構成威脅。從戰略進攻距離上講，美國僅有共和國的十分之一，可以說，這既是巨大的戰略優勢，又是對美國的詛咒。戰後，很多人都認為，美國戰敗的一個重大原因就是長達100多年的霸權地位，讓美國高層、特別是美國社會的精英階層忘記了一了歷史，忘記了美國是一個由開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