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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所有古城不同的是，交河故城有三奇。一奇是它僅有兩個城門：南門和東門。南門為主門，已有建築已蕩然不存，只剩一個巨大的豁口；東門，被河道長期下切阻斷在懸崖上而名存實亡。二奇是交河故城三面臨崖，天險自成，沒有古城常有的城牆。三奇是城內屋宇殿閣，均是平地下挖而成，幾乎不用木料。

南門是一條南北走向、長300多米的主幹中軸大道。大道隨自然地勢從南至北仰升，把全城分割為三個區域：民居、寺院和貴族區。大道西側的建築牆矮室小，為密集的民居（間有小型寺廟）；東面建築高大，是貴族區和軍隊駐地；主幹大道端頭處是一龐大的佛教寺院，這就是著名的交河大寺院。

儲存完好的交河大寺院，其主體建築面積達5000多平方米。寺院佛殿中央方形塔柱上有28個佛龕，龕內佛塑雖多被盜，但仍殘存一些佛像泥塑。大寺兩廂是眾多僧房，左前方是一座10米高的佛寺鼓樓。登上鼓樓高臺，全城面貌盡收眼底。古城東南角，還有一處巨大的下沉式建築，結構複雜，建築工藝精細，通道門柵甚多，且與城內東西南北幹道巧妙相通。

交河故城的建築特點不僅是下挖院落掏洞為室，城內所有的街巷通道也沒有窗戶，民居庭院均由土牆包圍，若干戶形成一個坊曲，穿街走巷，再拐入坊曲，才能找到民居住戶的院門。

這種建築佈局足以說明，交河故城在唐代曾經進行過一次有規劃的重修改建，而唐代以前舊城痕跡則早已面目全非了。從城市佈局來看，它一方面受到了中原傳統城市建築規制的影響，又獨具地方特徵。以街巷為骨架的交通網路、城門及其他建築，在營建時，無不把軍事防禦作為其建築時的指導思想，整座古城就是一個巨大的軍事堡壘，反映出了歷史上這一地區激烈的民族和社會矛盾。

在冷兵器時代，河水可以說是軍事防守的天然屏障，紮在河心洲上的車師國，把自己牢牢地定位在防守的位置上。可惜，即使佔據了有利地形，交河仍阻隔不住一次次的戰火紛飛。

它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吐魯番盆地的門戶。通達焉耆的“銀山道”、西去烏魯木齊的“白水澗道”、北抵吉米薩爾地區的“金嶺道”在此交匯，這是塊人人要爭奪的寶地。中原王朝與匈奴在城下多次交鋒，公元前108年漢朝攻破車師，到公元前60年間，西漢就與匈奴“五爭車師”，戰爭以西漢的勝利而結束。

公元450年，匈奴困車師國達八年之久，車師王棄城而走，從此，交河被併入了高昌，車師的名字從歷史上消失了。

夾在兩個大國之間的小國從來都是危險而悲哀的。身處漢朝與匈奴之間，是車師人最大的不幸，它不得不扮演著“反覆小人”的可恥形象。僅在西漢，它就曾數度歸漢又背漢。公元74年，竇固率兵進擊車師，大破匈奴，車師國重新依附了東漢王朝。不料，第二年匈奴又以兩萬騎兵大舉進攻車師，無奈的車師人再次背漢，反而與匈奴組成聯軍攻擊漢軍，致使漢軍幾乎全軍覆沒。第三年，東漢再派七千餘人進擊車師，在交河城的戰鬥中大敗匈奴，車師又再次依附了漢朝。

三年之內的這三場大戰，歷史津津有味地記載著漢朝與匈奴的強弱對比、戰爭得失，鄙薄著車師人的朝秦暮楚，卻一筆也沒有提到真正火線上的車師人的呻吟。反倒是七百年後的唐朝詩人看到了交河人臉上縱橫的淚水。 在通往西域的要道上，車師處在北道的開端。每當漢使經過時，它就要承擔服務的義務，派人挑著清水和食物迎來送往。漢使前後相連，接踵而至，一年之內有十多支漢朝使團經過，因此車師國不勝其煩。國內糧食也是勉強維持，又要解決這麼多的漢朝使團的糧食，車師國感到實在難以堅持下去了。

細君和解憂兩位公主先後嫁到烏孫去之後，漢朝的使者更加頻繁，麻煩也隨之增多，壓得車師國喘不上氣來。

當時，匈奴人距西域較近，所以在西域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消失。有時匈奴的使者拿著單于的一封信，就可以到西域各國中吃住不愁。

匈奴人也看出西域各國對漢使的不滿，就派出使者前去挑唆，說要替他們撐腰。車師人也實在是忍無可忍，覺得反正漢朝離西域這麼遠，就是把這些無賴的使者教訓一頓，也不見得會吃虧。因此，車師人開始對漢使不客氣起來，不供應漢使飲食，而且多次派兵阻攔漢使前進的道路，殺害敢於反抗的漢使，搶劫漢朝使者的財物。

匈奴人也趁火打劫。車師得到了匈奴的賄賂，當了匈奴人的眼線，漢朝使者的行蹤在匈奴人的掌握之中，常被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