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角榮指出，“追求封閉的國家利益不僅在國際上不適用，還會引起某種災難”；1975年三木武夫又指出，“不可以從狹隘的角度理解國家利益”；1976年三木武夫指出，“國家利益往往被解說成排除國際協調的，單方面、自私的利益主張，但在如今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世界，如此狹隘的國家利益論是行不通的”；1977年福田赳夫指出，“冷靜把握長期性的國家利益，本著國際協調的精神獲得最佳解決”；1983年中曾根康弘指出，“不僅要考慮到日本的立場，還要努力實現與世界和諧相處，這最終將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

由此看來，戰後，歷任內閣採取的方針都是“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從中追求日本的國家利益”。

如前所述，戰後日本正是透過“國際協調”，即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的方式展開外交，確保日本的國家利益的。下面，我將以戰後日本外交中的象徵要素“國際協調”和“國際貢獻”為例，來考察日本外交和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

國際協調

英國著名外交家尼科松認為，外交是“以談判方式處理國際關係”的產物。不過，外交併非針對統一、整體的國際社會展開，而是針對政治體制多樣、經濟發展水平迥異的各個國家；而外交的根本目的無論如何只有一個，那就是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因此，雖說是“國際協調”，但協調的物件——國際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