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頻發的形勢下，處於與其他大臣同等地位的首相沒有任何權威去制止事態的惡化。不僅如此，政黨還把統帥權問題在###上加以利用，最終首相主動放棄政治對軍事的領導權，導致了軍部的獨斷專行，其後果是重大而致命的失敗。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6）

統帥權獨立或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存在使軍事壓倒政治，戰爭則被作為政治的手段，不受政府控制，被軍部一手壟斷，這讓日本再也無法走出戰爭困境。於是，作為戰爭的理論，“大東亞新秩序”的建設被提上議程。該理論認為，日本要把“一直被英美等國支配的大東亞諸民族永久地解放出來，並回歸到本然的狀態，這是帝國一成不變的大方針”，在此方針下，日本應強行發動“解放大東亞的正義之戰”。但是，日本強行發動“大東亞戰爭”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呢？從“日本被侮辱成沒有資源的國家”，“謀圖征服日本的英美所掌控的重要資源迴歸到我們的手中”等宣言中也不難看出，日本發動戰爭是為了“奪得南方諸地域的石油、橡膠、錫以及其他重要資源”。

無視實力的國家利益追求與戰敗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與以“門戶開放”政策進入東亞地區的美國之間的衝突日益明顯，廢除了１９２３年簽訂的《石井—蘭辛協定》，日本同年提出的《帝國國防方針》將第一“假想敵”由俄國變成美國。雖然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已深刻認識到自己的國力很弱，卻不得不把當時已經超過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大國的美國設定為“假想敵”。這一事實表明，日本在“大陸政策”上沒能準確定位自己的國家利益。那時的日本顯而易見在追求超過自己國力的過高的國家利益，結果註定要失敗。

決定對英美髮動戰爭的東條內閣，雖然意識到“敵人擁有廣大的領土，豐富的資源”，並擁有遠遠超過日本的巨大實力，但還是主張“為了維護權威和自我生存，不得不站起來”，抱著“很有可能導致長期戰爭”的覺悟，發動了沒有把握的戰爭。開戰前夕，日美雙方的實力差距是相當明顯的。例如，鋼鐵為1∶20，石油為１∶１００，煤炭為１∶２０，飛機為１∶５，造船為１∶２，勞動力為１∶５，整體差距為１∶１０。在這種情況下，除了部分海軍將領之外，沒有人能夠冷靜地分析日美兩國實力懸殊，也沒能選擇“國家的生存”這一核心利益，避免戰爭。當時的這一狀況毋庸置疑表現出軍人政治家的侷限性。那些軍人政治家強硬主張“日本勇士能打倒比日本強幾倍、數十倍的敵人”，大和民族依靠“逼迫鬼神哭泣的偉大的”、“世界獨一無二的”、“敵人內心害怕的”精神力量，“能夠獲得最終的勝利”。結果，這一無視實力懸殊的、欠斟酌的戰爭，使國家和國民陷入崩潰的邊緣。

（2）戰後：國際協調為主、重視“國際利益”

縱觀戰後日本的外交，是從以下三個層次展開的：第一，滿足安全層次的需求，這一需求是依靠鞏固日美同盟來實現的；第二，履行作為亞洲國家的一員而承擔的地區義務，從地緣政治安全保障和經濟相互依存的角度出發，透過ODA或直接投資，為“亞洲經濟的發展”作出貢獻；第三，高舉聯合國中心主義大旗，在努力推進“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的同時，確保“通商國家的繁榮”，追求維持並加強自由貿易體制，改革並開放國內的經濟。

從此，我們可以看出，戰後日本的外交姿態是：一方面照顧“國際利益”（或“西方利益”），另一方面重視國際協調，追求國家利益。

反省戰前悲劇，重新定義國家利益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7）

戰前的日本追求狹隘的國家利益，侵略亞洲國家，發動太平洋戰爭，不僅使他國，也使自己也蒙受了嚴重的損失和犧牲。本著反省原則，戰後的日本一貫保持與國際社會的協調，努力推進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

戰後領導內閣時間最長的以保守主流為中心的領導人佐藤榮作主張：“日本在國際社會生存的道路無非是貫徹國際主義。排除狹隘的自我中心主義，在國際社會以相互合作來謀求發展，這是我們應該從過去歷史中吸取的教訓。”正如佐藤所說，戰後，日本一直把國際協調當做外交的根本，從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中尋求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

對國家利益持如上所述的態度，至少在施政方針演說上是持續到了20世紀80年代。例如，1965年佐藤內閣指出，“國家利益歸根結底與世界和平密不可分，因此，應以國際協調為基礎”；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