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參他，而且一定見效。

此人就是『彭郎奪得小姑回』的彭玉麟，湘軍木師的領袖。洪楊既平、彭玉麟淡於名利，外不願當督撫，內不願當尚書；於是有人建議，長江水師龍蛇混雜，鹽梟勾結，為害地方不淺，彭玉麟清剛正直，疾惡如仇，在長江威望素著，不如仿照旗營『專操大臣』的制度，派他專門巡閱長江水師，得以專摺奏事，並頒給『王命旗牌』，遇有不法官吏，得以便宜行事。彭玉麟接受了這個差使，一年一次巡閱長江水師，其餘的日子，便住在西湖上，與他的孫兒女親家俞曲園唱酬盤桓，消閒如鶴。

不過到得彭玉麟出巡時，威名所播，確能使貪官墨吏，相顧斂跡；他所管的事，亦不限於整頓水師紀律，長江沿岸各地他看不順眼的事都要管，職權彷彿明朝『代天巡守』的巡按御史；曾經在武昌請王命旗牌立斬不法的水師總兵譚祖綸；至於地方官經他參劾，革職查辦的，亦頗不乏人。總之，只要彭玉麟參誰，誰就非倒楣不可。

盛宣懷想到了這個人，李鴻章亦認可加利用，於是摭拾浮言，激動了彭玉麟的脾氣，真個以密摺嚴劾劉坤一，大致是∶第一、鴉片癮大，又好逸樂，精神不濟，無力整頓公事；第二、姨太太很多，稀見賓客，又縱容家丁，收受門包；第三點最厲害，亦是彭玉麟親眼所見，最感不滿而又是他應該管的事∶『沿江炮臺，多不可用，每一發炮，煙氣迷目，甚或坍毀。』密摺到京，慈禧太后召見軍機，決定振彭玉麟進一步密查；同時內召來京覲見，打算不讓他回任了。據說榮王曾經跟李鴻章商量過這件事，其時陝甘總督改派曾國荃，而曾國荃嫌地方太苦，又怕無法指揮左宗棠的嫡系部隊，一直不願就任，使得朝廷深感為難，不如乘此機會，改派劉坤一當陝甘總督。

至於兩江總督則以清望素著的四川總督丁寶楨調補，遺缺由李鴻章的胞兄李瀚章接任。

這是李鴻章的一把如意算盤，原來清朝的制度，封疆大吏劃疆而治；總督往往亦僅管得一省，不比明朝的總督、巡撫有是流動性的。這種制度之形成，當然有許多原因，其中之一是，皇帝認為各有專責，易於考查，也就是易於駕馭。因此，儘管常有『不分畛域』的上諭，實際上限制甚嚴，不準有越權的行為。及至洪楊亂起，這個相沿兩百年而不替的傳統被打破了。

清朝在道光以前，凡有大征伐，調兵遣將，權皆操之於皇帝；軍餉亦由國庫撥發，統帥功成還朝，繳還兵權，受賞而回本職，並無私有的軍隊。但自曾國藩創立湘軍，而軍餉又須帶兵將帥，就地自籌以後，整個情況大變；變成官不符職守非其地、財難己用、兵為私有。

曾國荃進圍金陵時，他的官銜是浙江按察使，一省司法長官，帶兵打仗，豈非『官不符職』？而打仗又非為浙江劃守土之責，這就是『守非其地』。

『財難己用』就更微妙了，本秦人視越，肥瘠漠不相關，但在左宗棠西征時，卻非希望浙江豐收不可，因為浙江按月要交西征協餉十四萬銀子，而本省修理海塘，反須另籌財源。

至於『兵為私有』，則以湘、淮兩軍原為子弟兵，父子兄弟叔侄，遞相率領，成為規例；淮軍的這個傳統，更是牢不可破。

因為打破了疆域與職守的限制，李鴻章才能運用手腕，伸張其勢力於兩江——南洋。直督兼北洋大臣；江督兼南洋大臣，李鴻章一直強調，無論籌辦防務或者與外洋通商，南北洋必須聯絡一致，不分彼此。話是如此，卻只有北洋侵南洋之權，南洋的勢力達不到北洋，因為北洋近在畿輔，得地利之便，可直接與各國駐華公使聯絡交涉，這樣，有關南洋的通商事務，自然而然地由北洋代辦了。同時『總理務國事務衙門』，為了在交涉上留有緩衝的餘地，往往先委託北洋從事初步談判，保留著最後的裁決權，這一來使得李鴻章更易於擴張勢力。

如此這般，李鴻章就不能關心兩江總督的人選了。最好是能聽他指揮，其次也要能合作。象劉坤一這樣，李鴻章就覺得有許多不便，因而希望丁寶楨接任江督。丁寶楨是他會試的同年，李鴻章一直很拉攏他；丁寶楨每次奉召述職時，京中上自王邸軍機，下至同鄉京官都要打點，無不是由李鴻章預備了整箱的現銀，這樣的交情，他相信丁寶楨調任江督，一定能跟他合作無間。至於李瀚章，除了貪黷之外，別無他能；而四川經丁寶楨整頓以後，是個可以臥治的省分，李鴻章是想為他老兄找個奉母養老的好地方。

這把算盤打得極精，哪知真如俗語所說的『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彭玉麟的復奏到京，大出李鴻章的意外，竟是痛劾李鴻章的至親趙繼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