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加上不知疲倦的勞動”，是“逐漸導致對自然規律的更深刻的認識過程”。在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發現，儘管愛因斯坦強調科學進步的積累的一面，但他沒有完全排除偶然發生的革命。

克萊因發現：“只有當（科學上的）變革達到法國或俄國革命那種程度時，愛因斯坦才特別地提到了科學革命”。我們已經看到愛因斯坦一再提到麥克斯韋革命（或法拉第，麥克斯韋，赫茲革命）。在他的“自傳註釋”（1949，37）中，愛因斯坦指出：“從引進（電磁）場而開始的革命絕沒有完結。”克萊因（1975，118－119）對愛因斯坦的成就進行深入的分析後指出，愛因斯坦並沒有真正創立新的“光量子理論”，而僅僅是提出一個假說，它是“建立必要的新理論的一個富有啟發性的嚮導”。克萊因還指出，在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時，他沒有宣稱他“發現了新的基本理論”。因此在他1907年的論文中（1915年的文章中也是如此），愛因斯坦正確地指出狹義相對論不過是“一個富有啟發性的原理”。對愛因斯坦說來，相對論不能構成一場革命。

儘管愛因斯坦在他1905年做出的三個偉大貢獻中，只把其中的一個冠以“革命性的”這樣的定語，但他的科學界的同仁、學生、合作者和傳記作者都贊成科學史家的觀點：狹義相對論、光量子論、對布朗運動的解釋這三者都具有革命性質。其中他對布朗運動的解釋最不為人們所知，但它的革命性質是與生俱來的，因為它為解決分子運動這一基本問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方式。在研究分子運動時，愛因斯坦建立了“已給出的統計漲落理論中第一個重要的方法”（克萊因1975，116）。由波蘭物理學家M．V．斯莫爾烏克爾斯基同時獨立提出了這一理論，被許多同代人看作是革命性的，特別是當它被J．佩蘭、斯維德伯格和其他人的實驗證實以後。但愛因斯坦並不認為這一工作是革命性的，因為“它不過是擺離線械論世界觀所得出的一個必然結果”（同上）。

愛因斯坦1905年論光的量子性的論文的革命意義已經在本書第27章中討論過了。但這裡我們應當注意愛因斯坦在標題中用了“啟發性的”一詞。他所闡述的尚不是一個理論，而是以一個假說為基礎解釋各種各樣的現象，而假說的正誤在他那裡是無關緊要的，它只是作為解釋的基礎。愛因斯坦直到去世時仍然沒有將“理論”一詞向光量子假說聯絡在一起，在他去世前一週，愛因斯坦糾正一位“愛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論”的來訪者，愛因斯坦強調說：不，光量子“不是一個理論”，因為光量子和相對論不同，愛因斯坦認為相對論是以前物理學邏輯的進化式的發展，而光量子假說同以前的原理不能相容。他認為他得出的光的概念是奇特的，甚至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因此他採用“革命的”作為光量子假說的定語也許暗示了這種不合適的，甚至不正確的特性，而不只是它的新奇。

眾所周知，愛因斯坦在他科學生涯的鼎盛時期，曾花費大量的時間致力於創立“統一場論”，但沒有取得成功。統一場論試圖以一種內在聯絡的方式將引力和其它物質力統一在一起，以期對物理世界進行準確完整的描述。M．克萊因認為愛因斯坦後來的關於科學革命的見解是他對正在到來的革命的信念的一部分，這場革命將恢復物理學中某些在20世紀的衝擊下失去的性質。克萊因（1975，120）寫道：“當愛因斯坦心存疑慮地反對聲稱這個或那個新發現的理論引起了物理學革命的時候，他指的是‘真正的革命’。牛頓世界觀的舊體系已被拋棄，但他的天才後繼者必須提出一個可理解的、一致的和統一的物理實在圖景，以代替已被拋棄的舊圖景。沒有給出完整新圖景的暫時的思想成果理應獲得應有的評價，但愛因斯坦拒絕把它們稱作是已經完成的革命”。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愛因斯坦對伽利略的評價。他和開普勒和牛頓一道是愛因斯坦所崇拜的英雄人物。愛因斯坦不僅盛讚伽利略的科學成就，而且欣賞他工作所體現的主導思想：“竭力反對任何根據權威而產生的教條。”愛因斯坦稱讚伽利略只承認“經驗和周密的思考才是真理的標準”，他評論說，伽利略的這種態度在那個時代是“多麼危險和多麼革命”。這些話出自愛因斯坦為S．德雷克英譯的伽利略的《對話》所寫的序言，我們關於愛因斯坦和革命的討論很快就會涉及這本書。

愛因斯坦的序言分別用德文和所謂的“S．巴格曼的權威英譯本”的出版。儘管兩種版本中都出現了同一個詞彙——革命的，因德文版有一段話中採用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詞彙：bahnb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