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判決性實驗採用的正是康普頓效應技術。第一批實驗結果是柏林的W．玻特和H．蓋革獲得的，而後，A．H．康普頓和A．W．西蒙得到了更為精確的結果。1925年4月21日，玻爾一聽到這個訊息，立即寫到：“目前最迫切的事情是，給我們革命性的努力以儘可能體面的葬禮”（見斯圖威爾1975，301；佩斯1982，421）。同年7月，他在《物理學雜誌》上發表文章，兩次提到了革命。他寫到，“我們必須為這樣的事實作好準備：經典電動力學理論所需要的推廣，要求對那些迄今為止一直描述自然的概念進行革命性的變革”。這段插曲和玻爾對他的議論，也許正顯示了量子論的巨大威力，它是那樣偉大以致於使人們不自覺地使用革命的語言。

愛因斯坦論科學革命

科恩著

對於許多歷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科學家來說，相對論革命已成為科學革命的典範。但愛因斯坦卻認為他的貢獻應被視為物理學進步的組成部分，而不是物理學革命性的發展。他從未寫過專門的文章論述與進化觀相對應的革命觀這一主題，但他卻在許多場合下對此作過深刻的表述。

在評價愛因斯坦關於科學革命的觀點時，我們必須注意，在他獲得國際聲望之前，他的觀點與其後來的觀點是不同的。這也許能解釋這樣一個事實，他在1905年3月寫給C．哈比希特的一封信中，把自己的光量子概念說成是“非常革命的”（希裡格1954，89）。但在1947年，他卻強烈反對科學發展是由一股穩定的革命潮流所推動的觀點。就我所知，這封致哈比希特的信，是愛因斯坦唯—一次使用“革命的”這一詞彙來描述他自己的工作和本世紀物理學。其它關於愛因斯坦對科學革命的論述，或散見於他的通訊中，或流露在他的演講中，或體現在他所寫的有關自己的工作或其他科學家成就的文章裡。因此他的每一個見解必須放在特定的背景下去考察和理解。我發現沒有證據表明愛因斯坦對科學革命的模式有過什麼重要的思想或曾建立有關科學發展途徑的真正理論。我在這裡還要補充一點語言上的問題：愛因斯坦的母語是德語，因此，在理解和翻譯上也會出現問題。

在愛因斯坦發表了他的“非常革命的”光子概念，相對論以及對布朗運動的深入研究成果一年之後，他明確地談到他的憂慮，他擔心也許他再也不會得到做出上述成就時所具有的創造力。難道偉大的創造力真的窮盡了嗎？lgu年5月3日他寫信給M．索洛文，表達了他擔心不再會做出新的重要的科學貢獻的憂傷心情。他說：“我將要步入停滯不前和思想貧乏的年齡段了，面對年輕人的革命熱情，這個年齡段的人只能悲嘆而已”（愛因斯坦1956，5；見費納1971，297；1974）。這句話說得多少有點模糊，但我想其含義之一就是，一個富有創造力的青年科學家容易產生“革命性思想”，因此他們很可能形成“非常革命性的”觀念。我認為不能把1905－1906年的兩封信中發現的“革命的”這個詞彙看作與當時科學界流行的革命一詞的含義有何不同。這就是說，愛因斯坦特別強調光量子概念體現了很強的不連續特性，是物理學程序中的革命性突破。

愛因斯坦於1905至1906年對革命性科學的召喚與他1947年的評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1947年1月30日《紐約時報》刊登了這樣一條新聞：“愛因斯坦的理論得到拓展”。這是指A．薛定諤的宣告：“解決了一個30年懸而未決的老問題：愛因斯坦1915年的偉大理論得到有力的推廣。”《紐約時報》報道說，薛定諤宣稱他已將廣義相對論從引力範圍擴充套件到電磁領域。這項研究是“我們科學家應當做的事，而製造原子彈卻相反。”薛定諤的宣告被人們視為是不夠謙虛的。在此之前，《紐約時報》派人採訪了愛因斯坦，要他發表看法。採訪報道同有關薛定諤的新聞登在一起。它只引用了愛因斯坦的幾句話，他“目前還不能對此做出任何評價”，愛因斯坦說：“我缺乏第一手材料”，而且“有關科學上的事情”，他與薛定諤只有“有限的聯絡”。

但是，儘管愛因斯坦沒有在新聞媒介上做出公開評論，他卻寫了一篇文章，其英譯本M．克萊因曾引用過（1975，113）。愛因斯坦說：“讀者得到的印象是每過五分鐘就會發生一次科學革命，簡直就像某些不穩定的小國家發生軍事政變一樣。”愛因斯坦認為（根據克萊因的引證）：“過多使用科學革命這個術語會使人對科學發展過程產生錯誤的印象”。愛因斯坦寫道：這個“發展過程是前後連續幾代最優秀的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