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剛發明的一個名詞。我的文學的概念是淺顯的而不是深奧的，是可為街談巷議的而不是放在試管裡作研究的，是適合大多數普通人閱讀的而不是為了去領某項諾貝爾科技發明獎的。可是，我注意到有人正試圖把文學弄成高科技。不是一般的高科技，而是尖端科技。只要有人說，你的大作我看不懂，那些高明得自以為像愛因斯坦的作家就高興了，臉上露出高深莫測的笑容，笑容裡自然還有對無知群氓的嘲諷。有些文藝理論家通常要標榜自己站在理論最前沿，自然要替“高科技文學”搖旗吶喊。於是，在某些高雅的小圈子裡，“高科技文學”就有了欣欣向榮的氣象。

玩“高科技文學”的那些人，只要有人同他說現實主義，他就會怪笑。他們眼裡，現實主義太老土，太原始，太不尖端。可是，他們其實“念念不忘”的仍是現實主義：他們就像剛孵活的小雞，拼命想掙脫現實主義的蛋殼；他們就像幻化成人的狐狸精，時時留神自己不要露出現實主義的尾巴；他們就像男人變性做了女人，總擔心自己嘴上長出現實主義的鬍鬚。哪怕他們的文學真的“高科技”了，現實主義仍是他們終身與之頑強戰鬥的假想敵。

我的一個很愚蠢的問題是：“高科技文學”拼著老命想要遠遠地跑到現實生活之外（其實誰也做不到）到底是為什麼？難道像卡爾維諾說的，文學僅僅只是為了減輕生活的重量嗎？倘若果真如此，用得著作家們費這麼大的力氣嗎？我們可以找副撲克玩算命遊戲，我們可以猜謎語講渾段子，我們可以鑽進電遊室同美國三軍鏖戰，我們如果口袋充實還可以醉生夢死。

我想，文學本質上是良心，而不是玩具，儘管有時候它看上去很好玩。比方《唐吉訶德》、比方《好兵帥克》、甚至比方《西遊記》，它們某種意義上將永遠是人類的精神玩具。我隨便說到的這幾部小說，理論家們也許會將它們歸到不同的主義裡去，我卻認為它們本質上都是現實主義的。而優秀的實現主義作家，多少都會有些唐吉訶德的的勇武、好兵帥克的天真、齊天大聖的頑皮。正因為他們的勇武、天真和頑皮，文學才永遠不至於喪盡天良。

不知裝幀尚可的《卡爾維諾文集》銷路如何？如果為著這套書熱賣而炒作，也是無可厚非的�但犯不著那麼多人自作多情地裝高明，似乎誰再現實主義就丟人，誰不卡爾維諾就寒傖。

沒法結局——《結局或開始》創作談

《結局或開始》是我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朝夕之間》的最後一章。我自己很喜歡這本書，綿密厚重。《朝夕之間》好像自然生成的一種植物：近七年間，我先後寫了六個相互關聯的中篇小說，《頭髮白了》、《秋風庭院》、《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和《結局或開始》。這些中篇我每寫完一部，下一部似乎就在暗自生長了。我必須接著寫出下一部，心裡才安妥。編輯成《朝夕之間》，我通讀一遍，幾乎有些吃驚。原來內在氣脈、情節鋪陳、人物呼應，竟渾然天成。很多讀者是看過其中一些篇目的，如今合成長篇出版，讀

者仍是喜歡。

我的書近幾年好像頗受讀者青睞，以至盜版書和盜名書猖獗於市。書有人看，自是作家的快樂。可我心裡常覺不安：為什麼人們喜歡看我的小說？也許因為很多本該結局的故事不肯結局，而不應開始的故事天天重新開始吧。

《結局或開始》寫的正是這種無奈。我們正在飛快地老去，而時間似乎凝固著。今天同昨天沒區別，明天同今天差不多。解放鞋換成了牛皮鞋，中山裝換成了西服，吉普車換成了賓士，但上演的還是老把戲。新的語彙層出不窮，而日新月異的語言材料演繹的卻是一成不變的古老邏輯。新的語彙粉飾著生活，似乎我們已經改天換地；可透過話語魔障，破譯出的仍是千年皇曆。

我曾經將千百年流變日新卻一脈相承的官場遊戲定義為“官場亞文化”，即一種如影隨形地潛伏在官場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下的現實邏輯和實用規則。中國的傳統是書必須堂而皇之，而官場亞文化免不了蠅營狗苟之類，於是尚未見有專門的論著研究之。但這卻是真正左右官場和官人的秘笈。官場偏又是個重實用而輕理念的場所，儘管有時候有些理念被宣揚得至高無上。我偏執於《結局或開始》之類題材的寫作，只因我曾經廁身同樣的生活環境，而我天生的習慣就是喜歡尋根究底。有些事情不管被人弄得如何冠冕堂皇，我總禁不住要捅破那層紙看個究竟。我不太安分做個皮影戲的看客，喜歡跑到後臺看別人怎麼操縱。糟糕的是我每次跑到後臺看看，見到的總是那些伎倆，大不了只是換換演員或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