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個用來滿足部分“商業貴族”利益的詭計，許多憲法的批評者還吸收採納了這一坦率直言的對統一政治經濟體系憎惡的觀點。其他人希望在各州模仿新重商主義的政策，這些新興的企業家和商業農學家希望使收入流到國家控制的商業銀行，國內經濟的改良仍然保留在州政府的控制之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聯邦主義者朝著建立一個全國統一協調的經濟體系邁進的過程中，他們代表了領土擴張、內部改良和制度改革的需求，並盜用了這些措施的語言，但是一些最重要的正在出現的經濟激進主義，將於未來數十年裡在全國範圍內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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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國家主義時期（1）

大多數美國人至少暫時同意了聯邦主義者關於擴張、發展以及國際性的觀點。當第一屆大陸會議著手於建立一個稅收體系，以使政府能夠運轉和償還部分戰爭債務時，在1789年的五六月份隨著憲法透過之後，美國人對美國政治經濟的熱情得到了支援。代表們很快批准了在獨立戰爭和邦聯時期曾被各州破壞的關稅準則。這些在1816年之前一直增加的關稅，為聯邦政府提供了大約90％的收入，剩餘的10％則來自於週期性的公共土地的出售。聯邦主義者力圖用這種收入作為發行國債的前提條件，公債基金也得益於國際聲譽的提高，以及中央政府權力的加強。

1789年大陸會議的第二個措施是《噸位稅法案》，該法案的目的是透過對進入美國港口的船隻徵稅來增加收入，其徵稅的根據是船隻的規模：最高一級的稅是一噸50美分，這是對所有外國擁有和製造的船隻徵的稅；次一級的稅是針對所有外國擁有的、但是美國製造的船隻開徵的；而對美國製造和擁有的船隻幾乎不徵稅。該法案的雙重效應一是賦予了美國航運者相對於外國航運者更為明顯的優勢，二是幾乎把所有的競爭者從沿海貿易和北方漁業中排除出去。事實上，大陸會議代表所作的主張與英國政策制定者的主張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783年他們制定的反對美國商業的《議會法案》得到透過。

《噸位稅法案》在大陸會議內引起了少數人的強烈反對，因為其目標基本上是保護美國的航運業。即使是忠誠的“土地均分論者”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也同意立法機構要用智慧立法，“透過補償性條款以最大的可能利用海洋”和“保護在商品運輸中出口者的平等權益”，目的是在未來能夠與外國進行更為互惠的貿易。　但是，當大多數代表支援將《1789年關稅法案》作為一個保護主義的適當嘗試和政府收入的一個有價值來源時，反對該法案的聲音卻在大陸會議外出現了。關稅和噸位稅措施讓當時人更加意識到，“南方和北方總是大陸會議中的兩股分裂力量，這種思想是不受歡迎的；但是分歧總是自然存在的，並將和聯邦一起並存下去”。　不僅僅是部門之間存在緊張的關係，一些手工業集團也對某些特殊商品徵稅不滿，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關稅保護的程度太低了，以至於不能有效地阻止外國貨物的進口。

直到聯邦主義者或稱漢密爾頓主義者之前，這些對法案的反對意見並沒有變得太重要，也提不出額外的能夠激化大陸會議內部和公眾爭論的議案。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即所有大陸會議的代表以及許多美國人，都在密切地關注著政府是否會容忍：控制政府基金和戰時債務償還事務的那些人，已經掌握了潛在的大量權力。在1790年，有不少事情仍然是不清楚的，比如政府是否償債了？即使償還了，是在什麼情況下清償的？是由州政府還是聯邦政府償還的？羅伯特·莫里斯對於大陸會議外部那些顯赫的公共債權人的壓力非常敏感，於是要求大陸會議的同行們建立一種有政府基金支援的長期國債制度，以部分支付從獨立戰爭以來政府所欠下的債款。他主張發行新債來償還獨立戰爭時的舊債，並對原持有人和後買進者採取無差別的償還政策；而且，只以進口關稅收入償還國債的利息部分，本金由受制於大陸會議的中央基金來管理。只有這樣的一個基金，才能使聯邦政府具有堅實可靠的物質基礎，從而提高了聯邦政府在國內外的聲譽。

這並不是一個新的方案。17世紀末期，英格蘭銀行採取這樣的政策方案時，背後也有同樣的理由，獨立戰爭初期，莫里斯和其他一些人借用了英格蘭銀行的做法，用以向北美大陸軍和供應商提供資金支援。現在，漢密爾頓被要求準備一份報告，要把莫里斯於1790年1月提交給眾議院的《關於公共信用的報告》中的一些觀點具體化。他在報告中寫道：國債總額已經超出5　400萬美元，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