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定義支出和赤字策略，但它事實上已成為制度；況且，也沒有哪個聯邦政府部門能夠清楚地闡述與之相關的可靠的技術和資料。

新政所引發的輿論對凱恩斯主義的關注並不是當時社會思潮的一部分。雖然新政將聯邦政府推到了一個新的領域中，但美國公眾心目中還是沒有接受國家財政大幅擴張是正當的這種條理清晰的理論。儘管再分配稅仍然是個人所得稅體系的核心，但新政的民主—中央集權制稅收政策並未持續多久。相反，在新政中受益的各種集團一方面信奉自由資本主義的秩序，另一方面又對他們從新政中得到的好處心存感激。這些集團想要得到自由資本主義的利益，但又希望聯邦政府保護它們免遭巨大的市場風險的傷害，當社會失序已非常嚴重時，它們又希望與競爭對手達成一致。

第三次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政府和國會將國家的優先戰略轉向了取得戰爭的勝利。防止通貨膨脹而不是治療蕭條成為主要的財政問題。羅斯福追求的是避免出現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那種由鉅額赤字導致的通貨膨脹。

但通貨膨脹的壓力卻非常大。珍珠港事件後，政府開支急劇增加，並且一直增加到1945年。這種增加表明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相比，從和平用途轉向戰時需要的資源要大得多。聯邦政府開支的平均水平在1942—1945年間幾乎達到了國民總產出的一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平均水平的兩倍。此外，資源用途的轉移更快更持久。在美國保持中立的時期，對戰時壓力的調整就已經開始了，這段時間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的準備期要短，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持續的時間比第一次世界大戰要長得多。但不同的是，羅斯福政府在珍珠港事件後面臨的是經濟蕭條而不是通貨膨脹。

羅斯福和國會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籌資經驗，認為政府應該加強價格控制，對每一種稀缺的物品實行配給，並儘可能地提高稅收——以應付戰時開支，防止消費者與政府競爭而抬高價格。由於財政收入增加，聯邦赤字從1941年的62億美元增長到1943年的574億美元之後，在戰爭期間就大致維持在1943年的水平了。

但是，特別稅的選擇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羅斯福重新燃起了1938年被國會粉碎的改革雄心。像威爾遜和麥卡杜一樣，他和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都偏向透過稅收來為戰爭籌資，向公司和高收入者增加更重的負擔。1941年，摩根索提議對利潤率在6％以上的所有公司徵稅。羅斯福則走得更遠：“在國家的生死關頭，所有超額收入都應該為贏得戰爭服務。”1942年他在兩院聯席會議上說到：“任何美國公民的稅後淨收入都不應該高於25　000美元。”

但這種激進的戰時稅收提案面臨兩個重要障礙。一是來自軍隊計劃者、對外政策戰略家、金融巨頭和經濟學家等集團的反對。在整個動盪的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這些專家總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和後果，認為如果發生另一重大戰爭的話，要吸取這些教訓。這些專家希望動員更多的資源，而且要在低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利地、可預見地實現這一目標，他們推崇的是一種“有廣大群眾基礎的”所得稅政策——就是對工資和薪金徵收所得稅。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大蕭條時代的危機（6）

羅斯福戰時提案的第二個障礙與威爾遜時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就是國會強有力的反對。包括民主黨人在內的許多國會議員與《時代》週刊的觀點是一樣的，就是警告摩根索的計劃“在衰退和失業已迫在眉睫的情況下，將大大削弱公司的資金實力”。

國會否決了羅斯福的提案，讓“有廣大群眾基礎的”所得稅成為了新的稅收體制的基礎。由於免稅標準很低，大量的財政收入就來自對工資和薪金徵收的稅收，而不是來自利潤、股息、利息和租金收入。結果是個人納稅者的人數從1939年的390萬增加到1945年的4　260萬，聯邦所得稅收入從1939年的22億美元猛增到1945年的351億美元。如兩位經濟學家所言，“從鄉村俱樂部到鐵路邊，到處都是納稅人”。向廣大公眾徵稅代替了向某一階層徵稅。同時，聯邦所得稅逐漸支配了國家的稅收體系。　1940年，聯邦所得稅只佔總稅收額的16％；到1950年，聯邦所得稅已佔到總稅收額的51％。

向大眾收稅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公眾普遍願意為戰爭貢獻力量。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戰爭動員不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需要使用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