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人口增長1/3的國家而言，這種適度的變遷意味著各個獨立城鎮的迅速增長以及大批城市地區向鄉村的顯著擴張。事實上，如果用這種方式來看這些數字的話，就會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紐約市人口增加了9倍多，人口從33　000人增加到30萬多人，而巴爾的摩從一個13　000人的城鎮增長到一個超過10萬人的主要城市。費城，曾經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城市，雖然其地位被紐約所取代，但它的人口也增加了5倍，擁有將近25萬居民。位於距紐約主要交通樞紐150英里的內陸地區的奧爾巴尼，比紐約州新首府人口增長得稍微快一些，幾乎已經達到1790年紐約市的規模。在一些內陸地區，城市不斷出現，規模不斷增長，以至於可以和半個世紀前最大的那些港口相媲美——辛辛那提有人口46　000人，羅切斯特、匹茲堡和路易斯維爾的人口都超過了2萬人。以前法國和西班牙的墨西哥灣港口新奧爾良現在是一個人口超過　10萬人的美國城市。許多小地方，不管原有的還是新建的，都超過了人口普查定義的2　500常住人口的界限，達到人口普查定義的標準的城市地區，其數量增長了5倍多，達到131座城市和城鎮。

這些擴充套件著的城市組成了一個城市體系，透過大量更加分散、較小的中心把農場和村莊與最大的城市中心聯絡起來，一些更詳細的城市增長模式說明了這些現象。首先，一些東部內陸城市取得了最顯著的增長率，成為主要港口城市的發貨人和批發商的輔助集散點。在19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4個主要東部港口城市增長了58％，11個東部內陸城鎮增長了51％，而其他許多剛出現的內陸中心（它們的人口在這10年的開始無法從緊挨著的鄉村地區分離出來）看起來增長得更快。在下一個10年中，當國際貿易由於拿破崙戰爭及其後果（危機仍然起作用）而遭到破壞時，且當城市體系和最大的港口城鎮的實際增長要稍慢於這個國家的人口增長時，東部內陸城鎮的增長相應慢下來，這表明在港口和它們的內陸城鎮間存在某種關係。在接下來的20年中，當主要港口重新開始它們的快速增長時，東部內陸城鎮也開始快速增長。其次，主要港口城市不僅增長迅速，而且從單純的人口較多變成雄偉的、制度複雜並且強大的城市，而同時事實上所有發展中的內陸地區都明確出現了（一旦產生，就永遠是）主要的中心。最後，唯一沒有獲得顯著增長的城鎮正好是那些無法把特別大的中心周圍的城市地區連線成一個整體的城鎮。無論是與和它們競爭的大港口相比，還是與那些因為位於新運輸通道沿線而必然成為每個地區最大城市的內陸城鎮相比，較小的“大港外的獨立小港”，例如馬薩諸塞州的塞倫、紐伯裡波特和馬布林黑德（Marblehead），羅得島州的普羅維登斯和紐波特（NewPort），以及切薩皮克灣的諾福克和安納波利斯，增長一直較慢，這樣，當波士頓在半個世紀內人口增長了500％多時，塞勒姆增長了不到一倍；紐伯裡波特僅增長了50％；曾經是北美最大和最活躍的港口之一的紐波特，增長了不到25％；而馬布林黑德實際上還略有下降。在切薩皮克灣，巴爾的摩的增長速度是諾福克的2倍，安納波利斯仍然是一個人口不足3　000人的小鎮，完全放棄了它作為區域港口的角色。的確，絕大部分這些小港口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作為進口商和出口商的獨立地位，而成為主要港口的附屬，與正在增長的內陸城鎮有相似的作用。它們如此規模的增長大概是由它們處於一個增長的大都市中心地區的次要地位所決定的。

在我們總結給人印象深刻的城市體系的發展以及位於其中的個體城市的發展前，還需要探討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以及小城市和鄉村地區之間的關係。實際上，目前有理由推斷小城市和城鎮增長的主要是當地交易體系持續發展的結果，並且這些內陸中心以及它們服務的農村腹地，還沒有和它們的區域中心在一個複雜的和分層級的商品、信用、資訊和影響力流中建立廣泛的聯絡。另一方面，從鄉村到城鎮再從城鎮到城市這種本地以外的聯絡確實在增加。而且還有其他聯絡，這種聯絡只是以上路徑的一個方面，那樣至少給本地生活增加了一個國際性的背景。例如，政治團體就成為一個高度重要的機構，將本地官員和競選機構與州甚至國家一級黨的有影響力的人物、綱要以及競選活動戰略和信條聯結在一起。這個方面始於19世紀初，而假如這是一個錯誤的開始——假如稱之為“第一政黨體系”，它實在完全不是一個體系——那麼“第二政黨體系”的時代一定可以看做是各方面都更卓著，無論是這一政治制度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