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演說家的風采，以及能夠使安徽績溪化的國語抑揚頓挫的本領。他說話的聲音總是十分的和藹和誠懇，帶有一股自然的親和力，使人覺得他是具有純正的學者氣息的一個人，所以他的話也特別的能夠感動人。他越講越有趣味，對於一個問題往往反覆議論，引經據典，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他終於控制住了局面，把枯燥的中國古代哲學史，演繹成一部生動的有血有肉的白話歷史長卷。

下課時，胡適整理好講義正要出去，發現傅斯年和顧頡剛還站在坐位上，好像有話要說似的。他忙熱情地迎上去，邀請他們到他的房間去做客。

“真要感謝二位的捧場呵！”

他出於真心地握住兩位的手，用力地搖了幾下。

傅斯年有點矜持地指指顧頡剛，說：

“你要謝就謝他，是他發現了胡先生與眾不同的治學方法。”

三個人回到北河沿的教師宿舍，海闊天空地漫談起來。畢竟都是年輕人，感情很快就融洽起來。

對胡適的這次上課開始也有異議，陳漢章就拿著他新編的講義仰面大笑，說：

“我說胡適不通，果然不通。只要看他講義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哈哈！哲學史就是哲學的大綱，現在又有了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真是不通之至吶！”

胡適卻不買他的賬，照講不誤。但心裡卻很悲哀，這幫老學究其實連中國哲學史的性質都沒搞懂還自以為是能和古人對話的碩儒呢。

顧頡剛因結識了胡適顯得很高興，他又回憶起那天的情景：

“胡先生，說老實話那天上課大家也沒當回事，可我卻聽出了新名堂。以往中國哲學史一課是陳漢章講授的，講的是《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那一套。他先從伏羲說起，一年下來只講到‘洪範’。最好笑的還是馮友蘭他們上本科時，講哲學史的是陳介石老先生，從先三皇、後五帝講起，每週四小時課，講了一個學期才講到周公。學生問他如此講法，何時才能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要講完一句話就可以講完，要講不完就是講不完。果然課沒講完，他就在去年去世所以一見你重編講義，以《詩經》為材料，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改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還大膽地稱西周是‘詩人時代’。你這一改可給我們一班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橋而不能下。只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好沒有鬧風潮。我自以為聽出了一個道理，就對同學們說，胡先生雖然書沒有陳先生讀得多，但在截斷眾流上是足以自立的。也許我的威望不夠高，一些同學覺得你對古史的處理是‘思想造反’，不配教這門課，還想趕走你。急得我只好去請傅斯年也來聽課。他聽了幾次課，終於表示滿意。就對同學們說，這個人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同學們見這位平時最敢放言高論的人都說好了，也就都跟著說好”

胡適想不到背景有如此複雜，真是又驚又喜。為了自己的一堂課，還差點引起一場風波哩。他終於忍不住大笑起來。

胡適已完全恢復了自信，他畢竟留學七年，見識比他們廣多他帶點炫耀地說：

“我講哲學史可不是心血來潮，那是從近九萬字的博士論文裡引申出來的。”

也許又被他的博士頭銜唬住了，傅斯年恭敬地說：

“胡先生，我非常佩服您與眾不同的治學方法。是不是能在這方面談談”

胡適先暗自在心裡笑了，他決定調動起自己的聰明才智，來降服這兩位最有影響力的北大驕子。他用一種充滿激情的語調說道：

“記得去年回國前夕，我見到了分隔十年的老師馬君武先生。我是多麼激動地想從他身上吸取新的營養可是，幾次談話下來我失望他幾乎十年沒有長進，進而環顧中國學界，又幾乎一片空白。梁啟超的‘中體西用’似乎已老調重談，不能成為支撐他學界領袖地位的新典範。說得狂妄一些，國內檯面上活躍著的，仍是一批二十年前的老古董。所以這次回國，我有一種強烈的意識。一是想在國學領域造成一場學術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和仲甫先生可能有所差異，他想造成一場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革命。我沒有意見，而且學術革命也可能會牽扯到思想革命，就像剛才我和陳老先生對待哲學史的不同態度。但是，仲甫他們有點過激了，認為革命就是破壞，破壞就是革命。而我同意破壞，但更想著如何重建。二是我認為治中國思想和學術，都是圍繞一個方法。什麼才是中國學界急需的新典範和新方法如果說早年受赫胥黎影響，使我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