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不渝地信守著對祖母的承諾,面對唾手可得的誘人財物,竟然絲毫也不動心,分文不取。這在當時那種物慾橫流、唯利是圖、巧取豪奪、爾虞我詐的現實社會中,實在是很難得的。
三
父親一輩子都在“仁義”和“忍讓”中生活,很少動怒。不過,一向平和的他,也有例外的時候,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曾有兩次大的生氣。
一次是解放前的一個夏天。在湘潭縣煙塘住的時候,我的二哥和三哥放暑假在家,母親買了兩盒牙粉給他們。圓圓的盒子,裝璜很漂亮,當時實屬罕見之物。那時,一般鄉下人,刷牙都用鹽或白麻灰,許多人一輩子連牙粉、牙膏是什麼樣子都沒有見過。也許是兩盒牙粉有些差異,二哥和三哥竟在分牙粉時發生爭執,吵起架來。父親看見了,非常生氣。平常,父親最不願意看到兒女們不團結,不友愛,他總是和母親一樣經常教導我們:“小時同窩鳥,長大各自飛,以後想聚到一起都難哪!”。而今天,為了這樣芝麻大的小事,兄弟間居然沒有一點忍讓精神,還爭鬥起來,父親自然很是氣憤,順手拿起插房門用的木槓子,舉起來要打兩兄弟,兩個哥哥見勢不妙,趕忙跑出去,逃之夭夭。
還有一次,那時,我們住在湘潭市三義井,我的弟弟在屋後的小學讀二年級。有一天,貪玩的他不願意上學,父親知道後,氣極了,在父親的觀念中,上學讀書是頭等重要的事情,小小年紀就不學好,實在是不可饒恕的,於是拿起竹掃帚,像趕雞一樣打著弟弟去上學。幼小尚不懂事的弟弟,只好邊哭哭啼啼地背起書包,邊用衣袖擦著眼淚,慢吞吞地去了學校。從此以後,弟弟再也沒有逃過學,直到無產階級*前,弟弟順利地讀完了師範大學,成為我們兄弟姊妹七人中的最後一名大學生,後來弟弟相繼在中學、大學任教、授課。至今,他仍忘不了父親對他的嚴格要求,並用這件事來教育他的兒子。
其實,父親是極少打罵孩子的,我和二姐就從未遇到過。二姐懂事早,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她不僅學習用功,而且十三歲的她,還是當時家裡的主要勞動力。我從小體弱多病,膽小怕事,自認為除了讀書外,別的什麼都幹不了。即使這樣,在湘潭縣趙家嶺住時,八歲的我,仍然要和二姐一起到山下去挑水,二姐挑大桶,一百多斤重,我挑小桶,大約四丶五十斤。那時父親疾病纏身,不能幹體力活,只有靠我和二姐把水挑上山去,再由母親從桶中,一瓢一瓢地澆到菜地裡。
在趙家嶺的日子,是我們一生中最貧困的階段,這段淒涼的時光讓我刻骨銘心。
土改後,我們家從煙塘搬遷到趙家嶺,青磚灰瓦房變成了土牆茅草屋,原先從家門前的池塘裡就可以挑水,現在要到山下小溪中去挑,這些僅僅只是生活條件的變差。對於父母親來說,更難受的是,精神上又遭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一種被被流放、被鄙視的感覺,深深地刺傷了他們的心。
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家的生活,也降到了歷史的最低點,家庭收入少得可憐。當時,大哥、大姐、三哥在部隊參軍,實行供給制,沒有薪水,只有每月三、五元(按現在的人民幣值計,下同)的零用費。二哥正在讀公費大學。家中還有七口人,年老的外婆,腿有殘疾,幹不了活;父親久病,喪失了勞動力;小姑姑神經錯亂;弟弟才三歲。家中的農活,全靠母親、讀中學的二姐和讀小學的我來承擔。哥哥、姐姐將部隊發給用來買牙膏、肥皂、衛生紙等日用品的零用錢儘量節省下來,寄回家,共計八、九元錢,這就是家裡的全部收入。日常開銷中,除去每年必須繳的學費外,這些錢僅夠買點油、鹽和部分口糧,為了填飽肚子,只有在煮飯時摻一些幹蠶豆、紅薯幹或芋頭來充飢。
當時,我們居住的茅草屋,破舊不堪,泥土牆上的茅草頂棚,年久失修,房子又在趙家嶺的山頂上,周圍沒有任何遮攔,一旦遇到狂風暴雨的天氣,簡直是大禍臨頭。尤其是在夜間,狂風一吹,屋頂的茅草,一把一把地被風颳跑,傾刻間,雷電交加,呼嘯的大風伴隨著傾盆大雨,從屋頂直往裡灌,我們害怕得要命,躲來躲去,驚恐萬分,茫然不知所措。然而,這時的父母親,卻出奇地鎮靜,他們在無能為力的處境中,默默地坐著,一直守候到天亮。後來,我上初中時,讀到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其中描寫的情景與我家的遭遇很相似,一家老弱病殘,面對災難,無助又無奈的悲涼,幾乎是我們家那時的真實寫照。
在趙家嶺生活時,父親因為夜間咳嗽、氣喘,怕影響我們,自己單獨住一間最差的房間。這間房,狹窄矮小,沒有窗戶,又黑又潮,室內充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