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看到這‘兩個凡是’，我覺得，是語錄標準，還是實踐標準，這是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如果束縛於“兩個凡是’，撥亂反正就無法進行。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就無法糾正，當時，一種責任感驅使著我，決心寫這篇文章破一破‘兩個凡是’”（《解放軍報》1988年6月7日。）。

以九十年代人們的眼光來看，“兩個凡是”的荒唐和霸道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在那個時候，對於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具有明確的批判意識，並且付諸行動，確需一種罕見的勇氣。胡福明最初的行動可能僅僅是為了消磨漫漫長夜，這是任何一個在醫院裡守過病者的人都可以想象的，也可能是出於某種見義勇為的心理，或者更可能是兩者兼而有之。對於這些細節的辨認，常常不為歷史學家看重，但是，這些細節卻可以令我們知道，歷史這條河流在她轉彎的地方，常常會有一些偶然的風生水起，推動它突然跳躍起來，急轉直下，一瀉千里。假如不是王強華結識了胡福明，並且要他為自己的報紙寫文章；假如胡福明的妻子沒有患病也不用他在醫院照料；假如那個時間不是三伏，或者南京的醫院裡面有一部空調，讓他在夜間安然入睡，那麼，胡是否也會在這樣一個時間裡寫出這樣一個題目來，並且寄給這樣一家報社？以後的事態證明，文章的命運與一連串偶然的事情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絡。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大夢誰先覺（2）

在中國政治的格局裡面，胡福明這樣的人物，本來並不具有任何影響大勢的力量，就如同在中國的經濟格局中，小崗社員之不能影響大勢一樣。若沒有後來那些人在這件事上的推波助瀾，胡的努力不論出於何種動機，都會消弭於無形。

最初的推波助瀾發生在光明日報社的編輯部裡。編輯部位於京城南邊一座淡黃色的老式樓房。這地方在舊時的北京乃是貧民藝人聚集的所在。直到現在，街頭巷尾人影物形之間，仍然溢位一種灑脫無拘的江湖氣息。1977年10月，胡福明的兩篇文章寄到王強華的手上，除了含蓄地批評“兩個凡是”的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評江青為主要議題。這位哲學編輯對於批判江青的文章棄之不理，而對於向“兩個凡是”發動的襲擊，卻有一種異常的興奮。

這在當時的報界是一個驚人的選擇。儘管如此，報社的編輯在這時候仍然謹慎行事。他們的設想只是要把胡的文章作為一種學術探討，發表在每月一期的“哲學”專版上。大樣排出，按照既定的程式，要等上一兩個月方能見報。假如不是後來發生的意外，胡的文章就只能和另外三篇文章一道，刊登於三版，其內容也只是含沙射影地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表示不滿，遠不是後來人們見到的那個樣子。

可是，這個時候恰恰又發生了一件偶然的小事。1978年3月，楊西光調任光明日報社社長。他在任內所遇到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到《哲學》版清樣上那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以其政治的經驗和對時局的敏感，他完全可以看出眼前這篇文章中的意味。他當即將胡的文章從版樣上撤下，準備大加修改之後拿到要聞版上去發表。幾天後，胡本人應召來到北京，但以他個人的功力，此時已不足以達到楊的目標。於是，楊請來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高階研究人員組成一個小小的寫作班子，修改工作也移至京城西郊一座與頤和園相鄰的院子裡，持續了整整一個春季。至5月初，十易其稿，胡福明的文章也已面目全非。

京城西郊的這些文人並沒有留意，1978年的春天已經結束。他們整日深居室內，字斟句酌，連窗外已經層林盡染也不知道。可是，在一千公里之外那個偏僻角落，小崗村的社員卻留意著氣候的變化。旱象仍在繼續，江淮一帶，方圓千里，鄉下的饑荒正在蔓延，那些剛剛被遣送回鄉的社員再度背井離鄉，其悽慘的景象，即使世界上這些最具堅忍精神的人們，也已無法忍受。小崗在日後所要發動的事變，也就從這時起醞釀在村民中間。不過，這些日暮途窮的叫花子無論外表還是經驗，與那些理論專家們都不是一回事：一個在鄉下，一個在城裡；一個在最低層，一個在最高峰；一個為了衣食，一個為下真理……這～切看上去隔著遙遠的距離。可是，僅僅在幾個月後，人們就會發現，兩者的聯絡原來如此緊密，以至竟能融為同一種力量。

在1978年初的這幾個月裡，幾乎所有的人都還沒有體會到這些事情的嚴重性。那時候，中國人對於“變革”二字，不是麻木不仁就是無限恐懼。他們還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