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十八年後，也即1979年，馮看罷話劇《於無聲處》，大哭一場，滿腔悲憤，噴薄而出。這是他平生第二次大哭，前一次是在1958年其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籍被開除的時候。楊木水於次年被逮捕，刑期八年，與死囚同監。楊不甘受辱，於是大罵林彪，以求死刑。次日果然成為死囚，負十八公斤鐵鐐等待處決。恰在這時，林彪垮臺，楊木水得免一死，但仍然加刑四年。陳新宇是被毛澤東親自指名的“單幹理論家”，故處境更加悲慘：七次抄家，一百二十次批鬥，掛木牌、戴高帽、遊街示眾。他自認“迷天大霧終須撥盡，春照麗日還教重來”。他不停地寫信上告鳴冤，連續二十年，總計二百餘封。待到真的“迷霧撥盡”、“春照麗日”之時，他已是一個乾薑一般的小老頭，孑然一身，一無所有，只餘滿臉皺紋，宛若斧劈刀鑿。

毫無疑問，刻在這些“單幹理論家”臉上的斑斑痕跡，也會刻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這中間有著一個“大同”制度的美好初衷和慘痛結局，以及“包產到戶”這一抗上行為的險惡遭遇和巨大犧牲。無情的現實，究竟還能讓這一悲壯的歷史持續多久呢？　。　想看書來

大夢誰先覺（1）

五萬個人民公社為城裡人提供了多少食物——幾百萬農民乞討為生——“三年決戰”與安徽“六條”——“真理標準”討論對人民公社的影響——“責任制”：一個持續時間最長含義變化最多的概念——鳳陽的“四級所有”

1978年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去世已經一年又三個月。偉人辭世長臥，令我們龐大而又古老的國家失去了以往的平衡。一個時代戛然而止，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卻又如墜五里霧中，那時候，幾乎所有中國人的心裡都瀰漫起這一種感覺。但是，歷史的交匯點此刻被裝在一個信封裡，竟是大大超過世人所料。

l月1日凌晨，整個中國還在睡夢之中，一個搬運工人從床上爬起來，揉揉眼睛來到北京火車站上，把這一紙書信和著一大堆郵包，塞進一列火車的郵政車廂，然後照往常一樣，甩甩手就走了。這信的外表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此刻正隨車向南京而去，一切都顯得那麼平淡無奇。《光明日報》的哲學編輯王強華在這封信中告訴他的作者，文章已經編定，寄還徵求意見。信內還附有一紙清樣，文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作者胡福明。

這時的胡福明，遠沒有後來那樣的聲名，還不是江蘇省委黨校的校長以及省委常委。他只是南京大學哲學系裡一個少為人知的教師。亦教亦學，尋章摘句，作文著說，在他的職業裡為常事。投石於報界，一鳴驚人或者泥牛入海，都不足為奇。忽有編者覆信，他有那麼一點兒受寵若驚，當然不會作出否定的回答，他不暇思索，當即回信同意編輯對文章的改動。

整整十年之後，胡福明對《光明日報》記者張義德說，最初寫作這篇文章，完全是“我個人的行動”（《光明日報》1988年5月13日。），其本意是說他並未受到任何人的指使。看來這是實話。那時候，這位哲學教員即使有再強悍的哲學思辯，也無法預見，他這“個人行動”竟會釀成震撼整個中國的大波瀾，也改變了人民公社的命運。

今天來看，胡福明的最初動機確實有著很濃的偶然色彩。幾個月前，也就是1977年盛夏的時候，胡的妻子患病住在醫院裡，胡白天在哲學課堂上為人師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邊盡為夫之道。南京的夏夜，酷熱難捱。那時候，家用的電器還未流行起來，普通人擁有一個收音機已是一種奢侈。醫院裡普通病人的房間，自然不會獨有清涼。溽熱裡，蚊蟲的鳴聲、病人的呻吟、人體由於汗浸發出的各種味道、醫院深處充塞著的各種聲息，把胡福明包圍起來，令他無法入睡。萬般無奈中，胡忽然想到王強華，他們在幾個月前相識於一個討論會上，他還記得王強華曾經約他為《光明日報》理論版撰寫文章。於是，胡從家裡抱來若干經典與材料，坐在妻子的床前構思他的文章。文章四易其稿之後，胡將它寄給《光明日報》。胡後來說，他的文章是在醫院裡孕育出來的。（《光明日報》1988年5月13日。）

但是，在另外一個地方，他對解放軍報社的副社長姚遠方說，他的文章是“逼出來的”。逼他寫文章的並不是醫院裡的酷熱、沉悶、汗臭和蚊子，而是《人民日報》的社論。

“你當時哪裡來的那股勇氣？”姚遠方問道。這時已經是十年以後，姚顯然認為胡從一開始就抱有大義凜然的動機。

“那是逼出來的”，胡回答，“1977年2月，兩報一刊發表《學好檔案抓住綱》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