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的總的語氣也非常好，因為它沒有把話講得那麼絕對。達爾文在任何地方都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對對立面橫加指責；他總是提出大量證據來說明或反對某種思想，引證大量他所觀察到的情況，引證各種意見和考慮，他在這樣做時似乎是在對讀者說：“你自己判斷一下吧：看來，我們的觀點要比任何一個別的觀點更正確些”。他似乎是在邀請讀者跟著他一起來討論問題，並且讓讀者有在某個問題上同意他或反對他的自由。他始終記住，在他深入研究自己的理論，專心致意地研究各種不同的事實並越來越深入於自己的研究物件時，他自己只是一步一步地、逐漸地確信自己理論的正確性。既然他自己經歷過這樣一個漸進的過程，那他就不可能指望別人一下子便能接受他的學說。他常想並且常說，一個人即使對他的理論稍微表示贊同，但是要讓人家同意他的其它一些結論，那也只能在人家逐漸地贊同了他的全部理論之後才能做到。

因此不難了解，達爾文著作的讀者很快地就在一定的廣度和深度上承認了他的學說。於是就出現了一些全部接受達爾文理論的狂熱的崇拜者（如植物學家華生，他於一八五九年年底寫信給達爾文說：“您的主導思想，即‘自然選擇’，一定會被當作科學上的確定真理而為人們所接受。它有一切偉大的自然科學真理所具有的特徵，變模糊為清晰，化複雜為簡單，並且在舊有的知識上新增了很多新的東西。您是本世紀的、甚至是一切世紀的博物學中最偉大的革命者”。）有一些人，他們歡欣鼓舞地對待這個理論的基本原理，但是認為其中某些具有次要意義的細節還存在著弱點。還有一些人，他們一方面接受自然選擇理論，但同時又認為這個理論不能解釋人的精神能力是怎樣產生的，因此他們設想（例如華萊士），這些精神能力是由於超感覺的精神世界的干預才發展起來的。很多人接受了自然選擇的意義，但他們對型別的可變性只是部分地予以接受；一種人認為，可變的只是物種，而屬是單獨形成的；另一種人則認為，可變的是物種、屬和科，而不是目和高階單位；第三種人認為一直到綱為止都存在著可變性；而第四種人則認為一直到門都是可變的。達爾文在一封信中寫道：“有趣的是，每一個人都想出一個意思，按照這個意思他已經不再同意我的理論了”。

最後，一批聲望日益增長的敵視達爾文的讀者也在出現。有些人不同意達爾文的理論，但對作者的熱愛勞動、對作者真誠的意圖、對作者論述問題的嚴謹性卻給以應有的評價；有些人發現達爾文的方法本身存在著一些缺點，指出他的理論中有許多重要原理並不是從事實和觀察中直接得出的；最後，有些信仰宗教教義的人對達爾文的理論持堅決否定的態度。這裡也出現了在其他類似情況下所出現過的現象。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受到了策布成茨的攻擊，說萬有引力“動搖了自然宗教的基礎，因而也動搖了神的啟示”。一八五九年年底，達爾文在寫給拉卜克的信中說：“當雷和閃電的發生第一次被證明是連續發生的原因的時候，那時關於每一個閃電並不是上帝親手發出來的這一思想，對某些人來說簡直是不能忍受的”。

在這些雜亂無章的各種各樣的意見和流派中間不能不發生爭論。達爾文主義必須為自己爭得地位，而且首先要克服因循守舊的習慣，因為大多數人由於因循守舊還相信動植物的物種是永恆不變的。於是捍衛達爾文主義的鬥爭開始了①。

在這場鬥爭中，三十五歲的教授、達爾文的許多年青朋友之一托馬斯·赫胥黎在英國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達爾文一樣，也是在一艘軍艦上開始他的博物學家的事業的。他以海軍助理軍醫的身份在《雷捷利斯涅克》號巡航艦上參加了四年考察工作，該艦在澳大利亞附近航行了將近三年。回英國之後，赫胥黎發表了有關公海的水母和其他透明體動物的著作，併為此而獲得了倫敦皇家學會的獎章，這是非常光榮的獎賞。他開始在倫敦礦業學校講授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成了礦業部陸上勤務的博物學家，他對古生物學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並且在礦業學校建立了一個地質博物館。赫胥黎是一名優秀的普及工作者，他經常給工人公開講課，禮堂裡總是擠滿了人，大家都聚精會神地聽他講課，他練就了一種簡單明瞭地講述問題的本領。他以自己通常所具有的那種機智說，在公開演講時應該有一種十分清晰的敘述問題的能力，“使得聽眾能夠認為，甚至在他們不理解的時候也是理解的”。

①我單有一本書談捍衛達爾文主義的鬥爭（是阿·德·涅克拉索夫《為捍衛達爾文主義而鬥爭》1937年莫斯科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