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安找到了一個父親以前的學生，也是當初來西安考察的學生之一。他告訴我，那次考察期間，許教授確實離開過隊伍，大約三天時間，說是去附近一個縣文物局見一位老朋友，但具體去哪裡沒提。我問他，我父親的專業並非田野考古，為什麼突然想來西安考察？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只說這次考察來得特別突兀，似乎是許教授自己主張的，路費都是自掏腰包，沒有從大學走費用。

聽起來，我父親似乎從一開始，就是打算去岐山，西安考察不過是個幌子而已。

我臨走之前，那學生問了一下我父母平反的情況，一陣唏噓，說許教授是他見過最好、最低調的老師，這樣的人居然在“文革”中也被整得死去活來。

“許教授被整這件事特別突兀，一夜之間，就出現了批鬥他的大字報，落款是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當時群情激奮，也沒人想過。後來我問過一圈才知道，他們都不承認是自己貼的。後來抄家的時候，更是沒人知道是誰挑起的頭——因為許教授所有的學生都知道，他自己從無任何私藏。”他告訴我說。

我點點頭，這些情況我都調查過，但沒什麼結果，只好歸咎為“文革”時的混亂。

帶著滿腹的疑問，我從西安先向東到寶雞，然後再折回西邊，坐短途公共汽車來到了岐山縣。在這裡，我不光是尋找爺爺的足跡，還要尋找父親的痕跡，一時間覺得肩上的重擔沉甸甸的。

岐山地處內陸山邊，還沒被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仍舊保持著古樸的風貌。縣城裡沒有多少高樓，街上多是馬車和腳踏車，很少看見汽車，遠處隱約可見巍峨的秦嶺山脈。不過我對岐山卻一點不敢小覷，這裡號稱青銅器之鄉，出過大盂鼎、毛公鼎這樣的國寶，文化底蘊絲毫不遜於河南。當初我們白字門把持金石這一行當，岐山絕對是重鎮之一，我祖父和我父親選擇來這裡，絲毫不奇怪。

可是有一點我想不通，岐山當地的青銅器水平也很高，我爺爺許一城為何不嫌麻煩地從河南借鄭虎過來鑄什麼關公像呢？

我在縣城裡找了家小旅館住下，吃了一大碗岐山臊子面，租了一輛腳踏車，然後打算先去當地文物局看看。可當我騎到文物局門口，剛要鎖車子時，卻在門口看到了個熟悉的身影。

木戶加奈！

我急忙把車子鎖好，閃身躲在門柱旁，心裡一陣驚駭。這女人不待在北京，怎麼跑這裡來了？

木戶加奈這次穿的是一身淺綠短裝，頭戴涼帽，像是很專業的野外考古人員，和在北京見到時的書卷氣大不相同。跟隨她走出文物局的還有三個男子，看樣子是文物局的領導。他們談笑聲音很大，且說且走，一齊鑽進一輛桑塔納裡。

她在登車之前，似乎有所感應，有意無意地朝這邊瞥了一眼，嚇得我趕緊把頭縮回去。

“喂，你在這幹啥呢？”門房老大爺看我形跡可疑，走過來大喝一聲。我嚇了一跳，生怕被木戶加奈他們聽見。老大爺不依不饒拽著我袖子，我看桑塔納開遠了，才回頭解釋說找文物局的人有事。老大爺非要我出示證件，不然就報警。我急中生智，拿出那龍紋爵說：“我是來捐獻文物的。”

老大爺一聽，態度立刻變了，熱情地把我帶進收發室，還倒了杯熱水給我，水面上還漂著點茶末。老大爺說以前農民們覺悟高，在地裡刨出點東西，都捐給國家，現在都賣給那些古董販子，文物局一年也收不上來幾件文物。

我隨口虛應著，心裡琢磨開了。木戶加奈當初告訴我們，木戶有三沒有留下任何關於1931年之行的資料。可她現在無緣無故出現在岐山，說明至少在這件事上，她撒了謊。木戶有三在日本肯定明確提及過，岐山是1931年空白的起點。所以在我們去查付貴、鄭國渠那根線的時候，她自己卻偷偷跑來這裡。這個女人啊，自己的小算盤打得可真響。

現在在這小小的岐山縣裡，我們兩個成了競爭對手。我不清楚她手裡還有多少我不知道的情報，但我手裡也有獨家秘聞，而且她在明，我在暗，兩下扯平，算是勢均力敵。

老大爺看我想得入了神，連喚了幾聲。我回過神來，問他這岐山縣裡，有沒有和關公有關的東西。老大爺端起茶缸子，得意地說，別看他就是個看門的，好歹也是文物局的正式編制，這岐山縣裡的各處名勝，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老大爺說關帝廟在岐山少說也有十來座，問我到底要看哪一座。我說要沒有供奉著銅像，而且比較老的。

老大爺仔細想了想，搖頭說不知道。

我又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