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報轉載江南某晚報所發山東撰稿人寫了一篇《買鞋才能獲簽名　趙忠祥泉城賣書遭冷遇》一文，文中說，某商場某攤位必須買一雙鞋，才能得趙忠祥一本《歲月情緣》。於是“讀者寥寥無幾，面面相覷難以理解，相互詢問，甚至高聲喧譁：‘趙老師，您是售書，還是賣鞋。’”寥寥無幾何來喧譁？

北京某報與我一向交往甚厚，曾多次對我保護野生動物的心願和第一本書進行過不止一次的報道，而這次卻在我事先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把這篇文字原封轉載，轉載文中有兩個地方使我很不高興。一是把我的《歲月情緣》錯印成《風月情緣》，二是載文之後又發一個編者按，歡迎廣大讀者對趙忠祥這一現象討論下去。

我的“歲月”改成了“風月”，而一般人或我本人都會把風月理解成風月場所，傷風敗俗哪有什麼情緣，我把這家報紙的轉載，發編後語再加上改我書名三件事連在一塊兒，我認為這是故意作賤人，居心叵測。

事隔多年，我用今天的覺悟來回顧當初，假設我當時裝聾作啞，硬嚥下這口氣，也未必氣成半身不遂來，就不聞不問不接招，這叫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應當這麼做，但我那時雖年事已高而修為太差，覺悟太低，我採取了“恩怨分明”，不平則鳴、還以牙眼的方法。

而當時，我知道，假設我寫一篇不同看法的文章，不但這家報紙不會採用，說有什麼不同想法歡迎來稿，其實那並不包括被他們罵的人我在內，而且其他平面媒體就算與他們有競爭，但按他們的行規也不會採用。連一家境外傳媒都表示過，“我們不會得罪同行。”這家媒體邀我做一個專訪，我問假如我點了××報的名可不可以在你欄目中播出去？據她請示後說真的很為難。這叫什麼邏輯，我就不是新聞人嗎？他們登我的不實之事，怎麼就不考慮同行義氣呢？何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呢？

於是我宣言“沉默不是我的個性”，我有話要說，而且機會太多了。不久北京舉辦書市，邀我參加，我想那天媒體一定會採訪我，我正好利用這次採訪表示我的態度，有人依仗自己的媒體，我依靠我的名望，只要我願意，總有許多能說話的地方。到了書市我發現我不僅在電視、演藝圈能有媒體不斷關注，在圖書圈仍有不少記者採訪我。

當幾臺攝像機對準我，我在讀了新書出版後的發行情況的書面發言後，同時，對某報的不實轉載和不懷好意的報道也進行了“自衛反擊”，我說他們在做歪曲報道，構造虛假情節，汙辱人格，而失去了起碼的職業道德。那時我的情緒完全由北京某報的做法所引發，但我並不在意，甚至根本沒記住這篇文字是誰寫的，所以我至今也不記得說過誰是流氓這個詞，因為我沒有必要記住具體的物件，至少在我主觀意識中完全沒有對山東的記者有任何微詞，我根本沒注意他是誰，我也根本沒把那篇不實的原文中的描寫放在心上，我只是對北京某報轉載和篡改我書名又發編者按而十分不滿。我在意和氣惱北京這份較有影響的報紙的這種做法。

他們在報上，以不實情節羞辱了我，我僅僅以一己之言，指出他們的不對，表示了我的態度卻“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家媒體的個別人，竟毫無自覺，反而惱羞成怒，仗著自己的公權力給予的職業之便，以人民的傳媒進行對公民個人的*，在全國幾家報紙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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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不做虧心事　哪怕有人找上門（1）

為人不做虧心事　哪怕有人找上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0年2月的一天傍晚，我兒趙方晚飯前匆匆趕回家中，手握一張報紙，神色十分緊張，“爸，人家告你了！”他把報紙遞給我，又是京城一份報紙，把這條訊息放在顯眼的地方。

“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已受理訴趙忠祥名譽侵權一案。”這名譽侵權的主要依據是我說了山東Z記者是流氓。

令我莫名其妙有兩點：第一，我從沒有說過山東某人是流氓，我根本還記不住這篇歪曲事實報道的原創者是誰，我不可能僅以一篇失實報道，認定他是流氓。第二，這個糊塗案，所涉事態純系空穴來風，為什麼一個大城市的中級人民法院會受理這件小案子呢。

我領教了“迅雷不及掩耳”是怎麼個狀況。頭天方兒剛給我看了山東立案之事。第二天，我正在臺裡錄音，忽然錄音員在隔壁停了機，“趙老師，接電話。”誰這麼多事，打進機房來干擾工作。我拿起電話，是從東門傳達室打來的，一個男聲：“我是濟南法院辦案人員，給你送達法律檔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