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地將打獵作為休息方式。瑪戈特試圖逃脫高階住宅區的擁擠，她取得了駕照。這在民主德國非常特別，因為每個政府成員原則上都配有超過兩個司機。 這不僅僅是舒適的問題——至少有一個司機是來自國家安全機關。就連昂納克夫婦也無時無刻不被監視、監聽。兩人都不喜歡國家安全部部長米爾克，顯然他會把對蘇聯路線哪怕是最小的偏離都報告給莫斯科。瑪戈特·昂納克不但取得了自己的駕照，她還得到了一輛自己的汽車，最重要的是：她堅持要自己開車。由此，她不僅取得了行動自由，還不會被監視。關於她秘密會情人的謠言依然存在，在一個沒有低俗媒體的國家裡，它倒是賦予了這對夫妻一些人性化的東西。和哈拉德·威瑟爾斯一樣，幾乎每個人都回憶說：“曾幾何時聽說過這樣的謠傳。”政治上，這些問題在他們當初那次婚外戀後在昂納克夫婦那兒早已無足輕重。因為統一社會黨也不再像兩人認識時那麼古板，並且瑪戈特和埃裡希·昂納克這時已站在了國家的頂點，幾乎是無人敢指責的。但他們並沒有分開。他們對人們的傳言置之不理，再一次——挺住！這他們從童年就一再練習。離婚將會損害公開名譽和他們的自身形象。此外，家庭對他們很重要，他們非常寵愛女兒索尼亞和外孫。外孫們似乎完全彌補了他們相互之間無法給予的東西，人性的溫暖和無拘無束的親近。將兩人維繫在一起的早已不是當初的理想了，他們現在是在和這個理想的假想敵而鬥爭。埃裡希·昂納克多數情況下對黨內的批評者置之不理。“他捱打的時候總是笑著。”從童年時代起就是昂納克同學的埃裡希·沃爾特默描述說。

後來，作為統一社會黨領導人，他也試圖用表彰的方法來對待黨內的反對者，約束他們不要輕舉妄動——這是“笑”的另一種有力的形式。民主德國從來沒有像在昂納克時期那樣發過那麼多的勳章。對於批評，他很少採取建設性的態度去探討或辯解。通常他都會沉默，躲在他的“大理石面孔”後面，或者短促、嚴厲地將話題引開。赫伯特·哈伯明確瞭解到，要讓他理解事物的另一面有多麼的困難，“1984年的深秋，在他桌上放著一封希望移居到民主德國來的聯邦德國公民的信。他認為：‘這當然太好了，現在你就催催這事兒。’我當時沒有直接說我有完全不同的意見，而是半帶小心地構思著該怎麼提出這個問題。我問他，我們是否應該像對待那些想從民主德國跑到聯邦德國的人那樣對待這些想從聯邦德國跑到民主德國來的人，如果他對聯邦德國的人想跑到我們這裡來感到如此欣喜的話。他完全愣住了並回答：‘不，就這麼定了。’再沒有商量的餘地，因此我可以走了。”和丈夫一樣，瑪戈特·昂納克隨著歲月的流逝也失去了對現實的洞察力。她同樣也理解不到在她的部裡允許批評意見存在的意義。教師甚至是學生，誰要是表達了偏離黨的路線的意見，都會被逐出校園；牧師的孩子通常不能參加中學畢業考試；家裡有親戚逃離東德的人被看作不適合上大學。對於國家裡的各種狀況，昂納克夫婦只接受那些能夠證明他們觀點的事實，畢竟他們也是“在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失誤”。

批評通常被作為有“缺陷的看法”而被駁回。意識形態使他倆變得盲目。瑪戈特和埃裡希·昂納克相互支援著去拒絕每一個改革，因為每一個批評都會給他們的權力帶來威脅。而對社會主義的絕對信仰又使他們難以承認制度中的缺陷。“當然，偶爾他們也會要求大家毫不留情的批評。那麼看著吧，你就該倒黴了。”海爾曼·卡恩特回憶起兩人日益脫離現實的情形。迫害那些對民主德國現實情況不滿、希望變革以及企圖逃離國家的人，這就是他們對“給予所有人幸福”理解的結果。誰想逃離這種幸福，就會有危險，被竊聽、被關押或是在逃亡中被打死。誰反對社會主義，誰就是敵人。當蘇聯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最終也要求民主德國推動改革時，兩人都拒絕了。瑪戈特·昂納克雖然聰明，但比她丈夫還要教條主義，她支援他的政治僵化。戈爾巴喬夫對他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滅亡的化身，是他們所崇拜的蘇聯的叛徒。由於患腫瘤，埃裡希·昂納克的身體日益衰弱，他把捍衛意識形態的任務交給了妻子。瑪戈特·昂納克抗爭著。“很明顯，當埃裡希和戈爾巴喬夫無法合作時，她就在羅馬尼亞和中國尋找同盟者，以便在民主德國推行反對戈爾巴喬夫的獨立立場，也就是她丈夫的立場。”阿道夫·科沙科夫斯基說。哈拉德·威瑟爾斯也猜測，瑪戈特·昂納克就像當初一樣，又在為和丈夫的共同目標奮鬥，“在她1989年教育代表大會的重要講話中，不僅闡述了教育問題，而且從教育政策引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