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但就政治而言，如果人們高估了她的影響力，那可就低估了埃裡希·昂納克，“要是把埃裡希·昂納克看成只是受她控制的愚蠢的小夥子，那就錯了”，米歇埃爾·蘭姆克強調說，“昂納克明顯並不願意讓他聰明的妻子也在黨內青雲直上，也就是說如果某一天她出現在政治局裡。他絕對不想這樣。”儘管如此，瑪戈特·昂納克也不會在丈夫面前隱藏自己的政治意圖，她總是試圖越過他去搞政治。“如果她想推行什麼，她常常會說，‘總書記是這麼說的’——她說的是昂納克，而不是她的丈夫，那麼人們就搞不清楚，他確實是這麼表示的，還是她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而把他掛在嘴邊。”海爾穆特·施托爾茨教授說。

另一方面，她也明顯尷尬地注意到，不作為國家元首的夫人，而是作為獨立的女政治家被人接受和承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瑪戈特·昂納克絕對明白她的界限。她從沒有試圖要超過丈夫，在統一社會黨內繼續向上走。但在社交場合這種收斂有時對她來說很難，庫辛邁斯特夫婦說：“我們有一次應邀參加一個舞會。昂納克來到我們桌前，向我們問好，不到5分鐘，瑪戈特就出現了。她像個少先隊員那樣敬了個隊禮說：‘時刻準備著，埃裡希！’然後就把他從我們這裡拉走了，雖然我們和他的談話剛剛開始，但她卻像個任性的孩子一樣把他從我們這兒拽走了。”像庫辛邁斯特夫婦在新年舞會上這樣的經歷已經司空見慣，瑪戈特·昂納克早已不再是那個魅力十足而且友善的年輕女人，在哪兒都能很好地傾聽。“七個小矮人”在這期間對他們的“白公主”已經有了恰如其分的尊重；在人民###裡，早些年同事式的相處氣氛早已成為過去。“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認為，社會存在決定意識，而她的社會存在已經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從那個戰後和我以及其他人一起吃帶皮的熟土豆和摻有麥片的臘腸的人到部長同志，中間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克勞斯·赫爾德就像很多人一樣，經歷了從早年和昂納克夫婦共同奮鬥，到後來作為他們“下屬”的痛苦折磨。幾乎每個人在這對夫婦身上都能看到自己理想扭曲的過程——那個人們在戰後希望為之而奮鬥的理想。很多人長期以來一直堅信一個更加美好的德國，昂納克夫婦的失敗通常只是反映了自身的失敗。那些曾經作為共產主義者投身政治的人在談到埃裡希和瑪戈特·昂納克時，也會不自覺地談到自己。 權力肯定也改變了兩人之間的關係，它現在似乎是將這對夫妻連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因為安全原因，昂納克夫婦當時住到了柏林以外萬特里茨的高階幹部居住區。為社會主義天堂的鬥爭要求過一種被保護的生活。一天14小時的工作，沒有親密的朋友，除了政治以外很少的共同興趣愛好，在森林居住區萬特里茨簡樸的奢侈都無法彌補這些缺憾。灰色的兩層樓，在建築藝術上毫無想象力，樸素而功能突出，高大的樹木環繞著這個建築，還有一堵牆、鐵絲網、警衛。這裡居住著民主德國的政治大人物。為了不遭到未經允許和他人聯合、秘密結成小團體以及散佈偏離路線的政治觀點的懷疑，在散步時人們極少問候，避免同任何人長時間交談。這是一種互相猜疑的大氣候。“是很恐怖，人們的這種孤立和隔絕……根本就沒有交流。”赫伯特·哈伯在他成為政治局委員的短短几個月裡也不得不搬到萬特里茨去住。君特·威爾姆斯懷疑，瑪戈特·昂納克是否能夠意識到這種孤單以及與他人之間所缺少的聯絡和交流，“因為她當時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用工作代替與人的交流，這就是政治家的命運，瑪戈特也無法逃脫，正如威爾姆斯當時所觀察到的，“她有時在部裡巡視，我們就說，你應該回家了，你應該躺在床上了。她自己並不愛惜自己的身體。這恐怕是——現在我借用一下列寧的話——職業革命者的通病，除了革命以外，其他什麼都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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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戈特和埃裡希·昂納克（7）

實際上瑪戈特·昂納克的健康狀況並不好。她心臟有問題，需要服用藥物。她可能沒有意識到人性的孤獨，但她一直試圖逃脫萬特里茨的隔絕狀態。在到達權力的頂峰後，夫妻倆這時似乎缺少了共同的戰鬥。許多東西不復存在，婚姻僅剩下一張紙而已。關於情人的謠言不斷出現。瑪戈特·昂納克據說是和一個演員有曖昧關係，之後是個人民軍戰士，然後是個司機。說到謠言，她的丈夫也不落後於他，據說他送了不合適的禮物給他的按摩師，還有他那長著漂亮眼睛的女秘書。“昂納克夫婦離婚了！”人們私下謠傳。沒有人能夠真正能夠證實謠言，但有一點能確定——兩人走著各自的路。埃裡希·昂納克更加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