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哪種動靜。李敖膽大，有時候一個人下到地下室，一個個仔細地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字，看缸上的照片，想人奔波一生，下場不過如此，他們有沒有靈魂？

不過這近一年的法律學習也並非毫無效果，李敖起碼因此 瞭解了在臺灣這個一國民黨專制的孤島上自由到底有多大的限度，後來他打官司不請律師，自寫辯護狀詞，甚至在坐牢時還幫人出主意寫狀紙打官司，所依託的，主要就是這一時期所學的法律知識。

退學以後，由於臺中一中的老同學胡家倫指導有方，為他惡補數學，結果李敖在重考大學時數學考了59分，結果如願以償，以第一志願考入臺大歷史系，而且名列前茅，總算出了一口惡氣。

但就在這前後，李敖父親去世了，時間是1955年4月27日，李敖這時正上大學一年級，剛20歲零2天。

李敖父親死在晚上，李敖於第二天午前得到“父病速歸”的電報後，趕返臺中，一下火車，就看到有人在接他，匆匆趕回家時，因為天熱，父親已入殮．館蓋已釘，父子竟未能見最後一面，李敖為之淚下。晚上李敖找到自己一直暗戀的海潔力，請她用自己的相機為棺材拍了兩張照片存念。

李敖父親公祭時的場面很大，自臺中市市長、市議會議長以下，有兩幹人。但這兩千人沒想到的是，死者親生的兒子，這個理應痛哭流涕，悲痛欲絕的李敖，竟當眾上演了一出觸怒眾人的喪禮改革！

那時李敖受了胡適的影響，堅持改革喪禮。按照傳統，要燒紙、誦經、拿哭喪棒彎下腰來裝孝子、要給來弔喪的人磕頭，李敖把這一套全改了，並且當眾一滴眼淚也不掉，真有“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味道。臺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國文老師婉轉勸李敖：“李敖你讀書明理，按古禮，不能這樣幹吧？”李敖反駁說；“按古禮，按《易經》是‘喪期無數’；按《墨子》是我母親要陪葬；按《禮記》是我父親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禮，更不得了。”那位老師頓時語塞。

這次經驗使李敖深深感到：所謂“雖千萬人，吾往矣”，讀起書來容易，若真正實行起來，可就需要大勇。然而，這次經驗卻也使他一生受用，他一生勇於待立獨行，都伏機於此。但這番待立獨行，卻使他從此橫背“不孝”的惡名。惡名後來愈背愈大，穿鑿附會，像一個愈滾愈大的雪球。其中一個好笑的說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氣死了！”散佈這種說法的，李濟便是一人。有一天，李濟向姚從吾說：“聽說李敖跟他父親意見不合，最後把他父親氣死了。”姚從吾說：“這我還是第一次聽說。我知道李敖的父親是我們北大畢業的。北大畢業的學生，思想上比較容忍、開通。李教的父親若能被李敖氣死，他也不算是北大畢業的了！李教對他父親的態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對母親很好，一個對母親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對父親不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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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氣死老子”不低頭（2）

父親死後十一年，李敖印出他的遺著《中國文學史》，在書的序中舊話重提，談到所謂”不孝”之事，他說：“據我所知，李濟先生現在‘沒有兒子’，因為他的兒子已‘潛返大陸’了。所以李濟先生是屬於‘教子無方’的型別。李濟先生當然不願歸咎於這是他自己的‘教於無方’，他當然說這純粹是他兒子的‘不孝’，他當然在飽受刺激之餘，油然而生一種‘不孝過敏症。’——對‘不孝’的謠言神經過敏，並盼望別人的兒子也‘不孝’。李濟先生這種毛病，我們也不必怪他，因為這本是一個失敗的老年人的心理變態。所以當我們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不走向‘學術研究’，而走向‘標榜孝道’的時候。我們除了該佩服外，沒話可說。”

不料禍禍相沿，李敖在這篇序裡提到“潛返大陸”之事，又引起“調查局國特”們的過敏和不滿，強令文星書店撕去這篇序才能賣書，所以，可以說，李敖二十歲堅持的這次喪禮改革，不但禍延顯考，並且禍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由，最後還禍延他進不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然而，李敖的喪禮改革雖然在兩千人面前捱了罵，可是他不在乎，因為他是“真小人”！

父親的精神給李敖以很大影響，李敖對父親也始終感念不已。畢業於北大的父親對李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卻並沒像時下望子成龍的父母那樣對孩子的事情“事事關心”，而是完全採取了自由主義的教育方式。他從來沒有拒絕過李敖向他要錢買書、從來不干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