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面，就想得如此周到，真誠關懷，並且，實在是多虧他的幫助，才使我終於讀完了四年大學。如今，事情已過去40多年了，吳先生過早地罹難也已經15年了，想起那次與吳先生的會面，那笑盈盈的對青年人的熱忱，怎能忘卻？我總感到他雖死猶生。

吳晗是十分勤奮的學者，是民族的危亡和反動派的倒行逆施，迫使他走出書齋投身*革命。在抗戰時的昆明，在黨的領導下，他和聞一多先生經常並肩戰鬥，進步活動的場所，常看到他倆一起出現，他們大聲地發表熱情洋溢的精闢的講演，宣傳抗日，要求*，指斥反動逆流，大義凜然，無所畏懼。同學們把聞、吳二先生，一個比作雄獅，一個比作猛虎。許多青年人受到激勵，眼睛擦亮了，膽子壯起來了，看清前途，從而有的轉向進步，有的走上革命的道路。國民黨反動派對聞、吳二先生恨之入骨，把他們列入黑名單，想置於死地。他們還造謠說聞、吳是蘇聯特務，惡毒地把他們取名為“聞一多夫”和“吳晗諾夫”。他們的處境惡劣極了，學生們擔心他們的安全。有一次，我對吳先生說：“要多加小心啊。”吳先生仍是那麼笑盈盈地說：“他們的‘窮極無聊’，你知道‘黔驢技窮’的故事嗎？”對個人安危，只是一笑置之。

抗戰時教授的待遇很低，吳先生上要供養老母，愛人長年生病，幾個弟妹從家鄉出來求學，也要供給費用。吳先生自己過著十分儉樸的生活，穿的經常是藍衫一襲，破鞋一雙，吸著昆明地攤上買的手工土製香菸，有時還不得不賣去一部分他十分喜愛的書籍。但是，他不管自己如何困難，總是先想到別人，又能潔身自愛，以模範行動感染學生。有兩件事對我印象特別深刻。一件是我和他妹妹吳浦月、妹夫宋汝紀在宣威一起工作的時候，春節我回到昆明，送給他兩個火腿罐頭、幾包香菸。臨行時他交給我一個任務，把一百本《*週刊》帶到宣威銷售。他送我到門口，忽然說一句：“這一百本，賣、送都由你，錢不用寄回了，你才工作，來一趟不容易，補充一點路費吧。”吳先生啊，你對青年人真是體貼入微。另一件是，有一次，大概是1944年吧，我在翠湖邊遇見他，他手拿一捆線裝書，往市區走，我知道吳先生又要上舊書店“割愛”了，就說“太可惜了”。吳先生說：“國民黨軍隊在湘桂線大潰退，千家駒先生圍困在廣西，經濟十分困難，大家在湊錢接濟他。書嘛，以後好再買的。”我又看見他眼鏡後眯著的眼睛，仍是那麼笑盈盈的。那時，我還不知道吳先生和千先生的關係，他們是金華中學的同學，又是*革命的戰友。我只是在心裡想起古人說的一句“助人為樂”的老話，感到自己應該學習吳先生的“先人後己”的美德。

往事如煙，有許多是記不清了。但是，在和吳先生有較多接觸的四五年中，我感到吳先生在當時雖然已經是名教授、名學者，可謂是名人了，卻從不擺架子，而且在論人處世、待人接物的一言一行中，從“心底無私”中流露出可貴的純樸天真，還帶著濃厚的義烏一帶農村的泥土氣息。新中國成立後，他從*戰士成長為無產階級戰士，而且，按照俗話說他在北京做了“大官”了，但是有些義烏老鄉去北京看到他，依然是天真樸素，笑盈盈的。他正直、善良，又加上天真，想不到竟會招致殺身之禍。然而，歷史畢竟是公正的，中國共產黨是英明的，如今陷害吳先生的人已受到應有的懲罰。千秋功罪終究分明。“天真猶自笑盈盈”的吳晗先生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站在他的學生面前繼續教育學生為四化獻身。

（原載《故鄉的懷念》，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版）

侯大乾　愛國志士民主戰士（1）

——憶吳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

一個人當他還健在的時候，同他接觸、交往的一些印象，往往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變得冷漠與朦朧；但一旦當他不幸逝世，特別是蒙冤負辱離開人間，那已朦朧的印象，就會在懷念和激憤的淚水中得到“顯影”。於是，他過去的一切就又清晰地、栩栩如生地再現在我們的眼前，久久不能消失。

此刻吳晗同志那樸實可親的音容笑貌，歷歷如在目前，同他那剛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品格情操，交織在一起，又勾起了我的回憶，也加深了我對他的懷念。

一

我第一次見到吳晗同志是在1941年。當時，德意日法西斯在軍事上暫時取得了優勢，日本帝國主義企圖迅速地解決中國問題，以擴大它對國際的冒險。因此，它對蔣介石國民黨採取了誘降和威逼的相輔而行的方針，和平談判不成，接著就用軍事壓迫，國民黨由於堅持*反人民，經不起日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