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概念的區分，也決定了兩者的關係：*與法治彼此分工、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緊密聯絡。

從*政治制度體系與法律（制度）體系的位階關係來看，*與法治有三種主要關係：一是上下位階中的決定關係，二是並列位階中的互動關係，三是下上位階中的從屬關係。

*政治制度體系與法律（制度）體系彼此間的位階關係，首先是構成一種“之”字形的上下位階中的決定關係。在*與法治的關係鏈中，上位者產生並決定下位者，下位者產生於並從屬於上位者。例如，它們的上下關係是國體和政體產生（決定）憲法——憲法產生（決定）立法（權）制度、行政（權）制度、司法（權）制度、法律監督（權）制度等國家政治（權力）制度——立法（權）制度產生（決定）法律，行政（權）制度產生（決定）法規和政府規章，司法（權）制度、法律監督（權）制度產生（決定）司法解釋——法律、法規、政府規章、司法解釋產生（決定）各種各種具體制度。從我國新*主義革命的過程來看，人民*革命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因為“*運動推翻了專制君主；建立了憲法；建立了選舉體制；透過了限制國家權力、保證人民權力的法律……透過改革土地所有權、改變繼承法、對富人徵稅、建立福利體制而力圖重新分配財產，要給出所有相應的制度”。但是，在憲法制定以後，我們似乎不宜籠統地、簡單地說“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和前提，社會主義法治是社會主義*的保障”，因為憲法確認併產生了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內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確立了一系列憲法原則，憲法成了社會主義*與法治的基石，*與法治的關係走上了社會主義憲政的軌道，成為“憲法決定*”的模式。

當代中國語境下的民主與法治（9）

其次是構成一種並列位階中的互動關係。“*與法治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在國家走上社會主義憲政軌道、實行法治和依法治國的條件下，*與法治的“之”字形關係發生了轉變，變為以憲法為基礎和中心的*政治體系和法治體系，法治與*並駕齊驅，與*形成一種並列互動的位階關係。例如，憲法規定了國家的國體、政體、基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等內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憲法確認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憲法上獲得了合憲性的直接依據；另一方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修改憲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這就在社會主義憲政框架下構成了國家政體*與法治憲政的互動關係。

最後是構成一種倒“之”字形的下上位階中的從屬關係。在這種位階關係鏈中，下位者由上位者產生，受上位者支配，從屬於上位者，與“之”字形的上下位階關係相比，這裡形成的是一種倒“之”字形的下上位階關係。在*與法治的下上位階關係中，“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和前提，社會主義法治是社會主義*的保障”的說法依然難以成立。例如，在選舉法、選舉制度和選舉行為的具體下上位階關係中，選舉制度來自於選舉法，選舉法是選舉制度產生的前提和依據，選舉行為則依據選舉法規定的選舉制度做出。選舉法是選舉制度的保障，選舉法和選舉制度則是選舉行為的依據和保障。

由上可見，社會主義*與法治是存在位階關係的，在某個具體特定的上下位階關係中，社會主義*可以決定和保障法治，而在另一個具體特定的上下位階關係中，社會主義法治也可以決定和保障*。在兩者的並列位階關係中，兩者相互決定，相輔相成，相互作用。

（二）中國共產黨作為革命黨和作為執政黨與*法治的關係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從總體上來看，在新*主義革命時期，作為革命黨的中國共產黨，一方面被國民黨反動政權的法制所否定，被其法律宣佈為非法政黨，要從政治上、軍事上甚至共產黨人的肉體上予以剷除剿滅，因此在國民黨法西斯專政的體制下，絕沒有共產黨的*、權力和權利可言；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為了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實現爭得人民*的革命目標，必須用軍事和政治等革命專政力量，徹底打垮國民黨武裝力量，砸爛其國家機器，廢除其“偽法統”。在列寧看來，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