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看到李爾本、潘恩和羅伯斯比爾，還有平均派、後備民兵和無套褲漢，是如何使世人瞭解了世界真相。瞭解世界真相意味著一場深遠的政治革命。它標誌著有史以來積極的、有組織的群眾首次開始投身於政治。這一革命在興盛於19世紀的許多主義中表現出來。在本章的餘下部分，我們將考察其中的三個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它們從那時起已對歐洲歷史和世界歷史的程序產生了最大的影響。

民族主義是近代歐洲歷史上的一種現象。它並沒以可辨認的形式存在於中世紀。中世紀時，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屬於天主教會，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語；羅馬帝國的普濟主義存在於天主教會，存在於拉丁語，存在於神聖羅馬帝國中，雖然神聖羅馬帝國是個搖搖欲墜的國家。因而，在那些世紀裡，民眾應忠於國家這一點是無人知曉的。相反，大多數人認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區如勃員第或康沃爾的居民，只是最後——知果實在要說的話——才是法蘭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個發展逐漸更改了忠誠的這一尺度。一個發展是各種方言的興起和這些方言在文學表達方面的運用。另一發展是若干國家教會脫離了天主教會。、最後一個發展是西歐的一些王朝建立並鞏固了幾個性質相同的、獨立的大國——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麥。這些發展為民族主義的興起打下了基礎，不過應該注意到，18世紀末葉以前，人們一直把國家與君主本人混為一談。例如，路德認為“主教們和諸侯們”構成了德國，而路易十四則宣告法蘭西國家“完全屬於國王本人”。

民族主義直到18世紀西歐資產階級開始分享或獲得全部權力時，才呈現其近代的形式。西歐資產階級是以國家的名義分享或獲得全部權力的，因此，國家不再是國王、國王的領土和國王的臣民。更確切地說，國家這時由公民（僅指19世紀末葉以前有財產的公民）組成，“這些公民居住於一個共同的地區，在其共同的政府裡擁有一個發言權，並意識到其共同的（想象的或真實的）遺產和其共同的利益。”

民族主義的這種近代的形式在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時期中得到了最大的促進。革命的領袖們為了從歐洲舊政權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動員國民軍隊——由樂於並渴望為祖國而戰的、有政治覺悟的公民組成的軍隊。法國革命還以其他幾種方式促進了民族主義的發展。它要求所有法國公民都說法語即“中央的或國家的語言”，來代替許多地區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學網，來教授法語和灌輸對國家的熱愛。法國革命也促進了報紙、小冊子和期刊的出版；這些讀物寫得粗淺、通俗，因而給全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國革命還創立了象國旗、國歌和國家節日那樣的民族主義儀式和象徵。

所有這些發展使民族主義能壓倒人們對宗教和地區所承擔的傳統義務。這種對國家的新的忠誠的性質和程度反映在1793年一位年青的雅各賓派士兵給他母親所寫的以下這封信中：

當祖國召喚我們去保衛她時，我們應該衝到她跟前，就象我會衝向一頓美餐一樣。我們的生命和才能並不屬於我們。所有一切都屬於國家、屬於祖國。我確實知道，你和我們村的其他一些居民並不持有這些看法。你和他們都沒察覺到遭蹂躪的祖國的呼喚。但是，我是在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中給培養出來的，我在靈魂深處始終是一個共和主義者，雖然我不得不生活在一個君主的統治下；就我而論，熱愛祖國、熱愛自由、熱愛共和國的原則不僅銘記心頭，而且已化入我心中，只要統治天地萬物的上帝樂意讓我保持這些必不可少的東西，它們將繼續留在我心頭。

我們前面已提到，對國家的這種息息相關之感從法國傳到了鄰國。它是透過民族主義思想意識的自然擴散而傳到鄰國的，而且，也是作為對法國侵略和統治的一種反應。民族主義因工業革命而得到進一步促進，因為工業革命憑藉其新的大眾交流工具，使對公民進行有效的、無所不包的教導成為可能。因而，民族主義成為19世紀歐洲歷史中的一個主要因素，以後又成為ZO世紀世界歷史中的一個主要因素。但是，隨著19世紀的逝去，民族主義的性質起了變化。它起初是一種人道的、寬容的信條，這種信條不是建立在各種民族主義運動相競爭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這一概念的基礎上。但是，在19世紀後半世紀，它變得愈來愈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其原因在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在於俾斯麥用馬基雅維裡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稱的“鐵血”戰爭成功地統一了德國。

民族主義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