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其解的困境中，1895年末的京城裡也在就船政的問題進行討論，12月23日戶部上奏，為改變日益萎靡的造船局面，提議應該按照船政創辦時的舊制，重新“特派大臣總理”。（2）

對船政事務充滿熱情，被外人評價為沈葆楨第二的裕祿，因為在任時間短暫，除創議建造了“建威”級魚雷炮艦外，沒有能夠盡展其復興船政的抱負。1900庚子事變期間，任職直隸總督的裕祿率軍抵禦八國聯軍，兵敗後自殺殉國。

船政最初的幾任總理大臣中，如沈葆楨、丁日昌等，都屬於沒有上任之前就已經是聲名洋溢的人物，他們能夠憑藉自身擁有的官場人脈資源，能夠直接影響國家朝堂上的政策，處在福建當地的官場裡，也因自身獨特的政治背景而與總督、巡撫、布政使等不分伯仲，努力為船政爭取地方的優惠條件。雖然在任上儘管也面臨用人、經費、技術等諸方面的難題，但大都能迎刃而解。而此後的幾任大臣，任職前的身份都較低階，在福建本省尚且處在地方大員的羽翼下，更不用說在更高層的朝廷上為船政呼籲，因而導致船政在各種官場勢力的夾縫中，建設每況愈下，舉步維艱，乃至官場上以船政大臣一職為畏途。自從創造了“平遠”艦的大臣裴蔭森去職後，船政大臣職位就始終空設，只是以閩浙總督兼管船政事務而已。

此時戶部奏請派一位知名大臣重新肩負船政大臣職務，可謂是切中要害的一項建議。奏上之後，清廷即命令當時正兼管船政事務的閩浙總督邊寶泉就此發表意見。1896年5月11日邊寶泉上奏，完全支援戶部的意見，“總督事繁，不能兼顧，委員總辦，權勢較輕，非有專管大員駐工督率，破除情面，不足以振全域性而擴前功。應請如戶部原奏，簡派廉幹精核之大員來閩接辦”（3）。

除此外，邊寶泉還就船政現狀，提出四條改革意見，其中尤以第一條“造船宜講求實際”最為重要，奏稱福建以往建造的“伏波”等級炮艦“以之運糧、載勇、巡洋、緝盜，頗為得力，惟馬力既微，行駛較緩，不能與商船爭一日之長。船政本為海防而設，若所造之船無事但藉以轉輸，有事難以衝擊，徒糜鉅款，無裨實用”，建議應該停造這類老式軍艦，“應添置機器，募精於工作之洋員，督率在事員匠認真講求，改造新式鉅艦，務使堅固迅捷，成一船即得一船之用”（4）。

奏上後，又經總理衙門討論，延至7月28日，便有了福州將軍裕祿收到的那封上諭。任命裕祿兼任船政大臣同時，因正值甲午新敗，海防擴充急需新艦，清廷還以邊寶泉的奏議為基礎，同意船政的發展方向朝建造新式鉅艦方面努力。

“船政一事為海防根本，經前大學士左宗棠等經營締造，實事求是，卓著成效。後因經費支絀，日漸廢弛。現在泰西各國製造日新，鐵甲愈堅，快船愈速，非大加整頓不足以建威銷萌……其添置機器、招募精於工作之洋人，督造新式鉅艦，即著照邊寶泉所請行。”（5）

1896年8月16日，裕祿從船政總辦道員楊正儀手中接過總理大臣關防，正式在馬尾駐紮視事，船政在相隔幾十年後，終於又有了一位“著名大員”來擔當總理大臣。大臣出身背景的不同，直接顯示出其爭取官場資源力度的不一。裕祿上任伊始，立刻排程、藉助起了總理衙門的力量，風風火火開始進行建造新式鉅艦的努力。

先是總理衙門將曾監造過“定遠”級鐵甲艦的工程師徐建寅調至船政，擔任提調。繼而沿著邊寶泉“募精於工作之洋員”的思路，總理衙門在裕祿的交涉下，考慮到福建船政深受法國造船技術的影響，於是和法國駐華公使就僱傭法籍工程師一事進行討論。經歷了中法戰爭後十餘年平淡的外交關係，對中方想要在軍艦建造領域再引入法國力量的請求，法國方面認為是中法關係轉好的訊號，反應異常積極“其國家極願選薦名手相助”。

9月10日，法國海軍軍官卜玳被派專門趕到馬尾拜見裕祿，商討有關僱傭法籍顧問的事宜，最後敲定聘請由五人組成的法國顧問團。根據裕祿的要求，作為顧問團團長的洋員正監督需要是法國海軍系統內的工程人員，整個顧問團合同期限五年，要求顧問們到工後負責立刻“先造新式輪船兩隻”。船政廠區因為當初左宗棠擇地的不慎，江岸水深太淺，難以建造大型艦船，受這一限制，新軍艦約定排水量為當時船政造船的極限標準，即在2200噸之內。同時要求法籍洋員“於羅星塔察看地勢、吃水淺深”，另擇新的生產廠址，以籌備建造大型鐵甲艦。

1897年年初，法國外交部長哈諾德照會中國駐法公使慶常，通知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