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荒謬，誤“七”為“五”。所謂二卷者，當即此本。特名曰《論事》，不名曰“奏議”。然陳振孫《書錄解題》有《范文正公奏議》二卷，則其名《奏議》久矣。史稱方仲淹執政時，仁宗銳意治平，數問以當世要務，嘗開天章閣，手詔諮詢。仲淹退而條上十事，仁宗悉採用之，獨府兵法，眾以為不可而止。今集中答詔條陳治道一篇，蓋即其事。又請以輔臣兼制諸曹，其疏亦在集中。蓋仲淹方以天下為己任，意在裁削倖濫，考核官吏，而論者多不以為然。自所陳之十事既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益不便，相與造作謠謗，仲淹因不安其位而去。其所施為，亦遂稍稍沮罷。觀於是集，其條制規畫，猶略可考見。《史贊》所稱宏毅之器，足任斯責者，亦庶幾乎無愧矣。

△《包孝肅奏議》·十卷（編修朱筠家藏本）

宋包拯撰。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天聖五年進士，歷官御史中丞、知開封府，終禮部侍郎、樞密副使，贈禮部尚書，諡孝肅，事蹟具《宋史》本傳。案《宋志》載拯《奏議》十五卷。今此本為拯門人張田所編，自應詔至求退，分三十門，止有十卷。《田序》亦稱十卷，與史志不合。然《宋志》顛倒悖謬，為自來史家所未有，不可援以為據，殆誤衍“五”字歟。惟是田所編次，多不可曉。

《文獻通考》引《汪應辰序》曰：“公《奏議》分門編類，其事之首尾，時之先後，不可考也。”如《請那移河北兵馬》凡三章，其二在八卷《議兵門》，其一乃在九卷《議邊門》，其不相貫穿如此，所言與此本相符。《序》又云：“今考其歲月，系於每章之下，而記其履歷於後。”若其歲月見於章中，與夫不可得而考者，不容以不闕也。庶讀者尚可以尋其大概。是應辰於是編固每篇皆為箋註，而此本無之。蓋應辰箋註久佚，今存者仍原本耳。《序》又云：“如劾罷張方平、宋祁三司使，而《奏議》不載。豈包氏子孫所不欲以示人者耶？”案史稱拯攻去張方平、宋祁，朝廷遂以拯代祁為三司使。歐陽修有《蹊田奪牛》之奏，拯家居避命者久之。應辰所云，蓋指此事。然拯之剛正，豈逐人而覬其位者。修雖有此奏，特宋人好為議論之習。拯之心跡，天下後世皆可諒之。遽諱而削其稿，反若拯實有此短者。此張田編次之無識，非拯志也。張田字公載，澶州人，嘉祐中嘗知廬州，甚著清譽，蓋能不愧其師者。此書第九卷中有《進張田邊說七篇狀》，並附以《賜張田敕書》，與他篇例異，知確為田之所編。應辰以為其子孫諱之，非其實矣。

△《盡言集》·十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宋劉安世撰。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少師事司馬光。哲宗初，以光薦，除秘書省正字。又以呂公著薦，除右正言，遷左諫議大夫。紹聖初，落職知南安軍，又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徽宗立，移衡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後復直龍圖閣，卒。事蹟具《宋史》本傳。安世有集二十卷，今未見傳本。此《集》皆其奏札，不知何人所編。前有隆慶辛未石星、張應福《序》，皆雲得抄本於西亭王孫家。西亭者，朱睦也。《星序》稱是《集》凡三卷，而此本實十三卷，與《序》不合。然證以《永樂大典》所載，一一相符。殆校讎偶疏“三”字上脫“十”字也。史稱安世忠孝正直似司馬光，而剛勁則過之。故彈擊權貴，盡言不諱，當時有“殿上虎”之稱。《集》中所論諸事，史不具載，頗足以考見時政。

其中稍有遺議者。如吳處厚之劾蔡確，本出羅織，而安世申處厚之說，章凡一十二上，務欲置確於死地，殊不免意見之偏。然由其嫉惡太嚴，至於已甚，故徒知確為僉邪，而不察處厚非善類。見無禮於君者，遂如鷹鸇之逐，實非故相排擠之比。觀歐陽棐為蘇軾所善，程子為蘇軾所讎，而安世論棐差遣不當，章凡九上，並程子詆為五鬼，絕無所區別於其間。是亦其孤立無黨之一證，不足以為疵瑕也。

惟是氣質用事，詞或過激。故王偁《東都事略》論之曰：為君子不能深思遠慮，優遊浸漬以消小人之勢。而痛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勢變，遂成朋黨。是為平允之論。至朱子作《名臣言行錄》，於王安石、呂惠卿皆有所採錄，獨以安世嘗劾程子之故，遂不載其一字，則似乎有意抑之矣。要其於朝廷得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嚴氣正性，凜凜如生。其精神自足以千古，固非人力所能磨滅也。

△《讜論集》·五卷（永樂大典本）

宋陳次升撰。次升字當時，興化仙遊人。熙寧六年第進士。知安邱縣。以薦為監察御史，提點淮南河東刑獄。入為殿中侍御史，進左司諫。貶南安軍監酒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