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對汪繼芳的專題報道。

這一切都說明，自由撰稿人作為一支集體力量，在逐步獲得社會越來越多的承認。這無疑為他們的工作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然而它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一個疑問：一旦自由撰稿人不再作為邊緣人存在，而是重新進入了某種〃中心〃，他們還能寫出好作品嗎？

對於汪繼芳來說，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因為我知道，她還是一如既往地寫著，帶著她那份不變的心境。

說起來，汪繼芳是我的師母。80年代後期，我在武漢上大學時，她的丈夫李幸先生是我的老師。那時，在湖北省電臺做編輯的汪繼芳偶爾和丈夫一起去學生宿舍看我們。後來，李幸調往北京，主持一家文化公司的工作，汪繼芳便毫不猶豫地來到北京，成為京城裡一個悠閒的〃流浪者〃。我還記得，在他們夫婦行將赴京時，我們全班為他們舉行了最盛大的歡送會。那種壯觀景象，直到我們畢業也再沒有過。

及至大家都到了北京，彼此交往就又增多了。出於專業原因，我對自由撰稿人這個文化現象及汪繼芳的寫作發生了興趣，並陸續寫了幾篇文章對這個新的文化趨向予以鼓吹。沒想到竟因此，忽一日，李幸老師打來電話，代汪繼芳約我為她的集子〃寫個序〃。說實話，對此，我頗有些惶恐。但轉而一想，能有機會向廣大讀者推薦我所喜愛的作品，這也不失為一件好事，於是坦然就命。

雖然與李幸夫婦彼此相熟，但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工作者，我相信我還是能夠如實地向讀者�